2013年撫松縣老把頭節祭拜儀式上孫良后人宣讀祭文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專家組入深山考察采參習俗

采參籽

長白山人參古貢道新安遺址

長白山采參習俗：抬山參

2010年8月31日撫松縣人參節祭拜老把頭活動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專家考察組深入參鄉采風

撫松人參節期間“藥食同源”人參美食文化品評活動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秘書長張志學考察錦江木屋村落

　　撫松縣位于吉林省東南部，長白山腳下，是“中國人參之鄉”、“中國藍莓之鄉”和“中國人參文化之鄉”。長白山機場、環長白山旅游公路、國道201、省道302交匯于此。全縣轄區面積6530平方公里，下轄14個鄉鎮，3個省級園區和1個省級自然保護區。有漢、朝鮮、回、蒙古、滿、壯、侗、錫伯等21個民族，人口32萬。這里山青水碧，風光旖旎，森林覆蓋率達87%，擁有長白山天池、錦江大峽谷、仙人洞、錦江木屋村落、露水河國家森林公園、渤海“朝貢道”、新屯子“西山遺址”等多處獨特迷人的風景名勝。紅松、人參、林蛙等3000多種野生動植物在莽莽林海中繁衍生息。

　　溯源撫松 歷史悠久

　　穿越歷史迷蒙的煙霧，撥開石器時代的神秘面紗，長白山宛如隱逸世外的臥佛，拈花微笑。撫松新屯子鎮西山和仙人橋鎮大青川村小南溝一帶，遺留著遠祖采摘漁獵、刀耕火種的痕跡。商周時期，這里是東北最早先民肅慎族人的核心棲息地。在長白山群巒的皺褶里，隱藏著渤海國陸上朝貢古道曾經的輝煌。撫松在遼時屬東京道，金時屬上京路會寧府，元時屬遼陽行省開元路，明時屬奴兒干都司建州衛。在清代，因長白山為滿族皇室龍興之地，這里曾一度被封禁。清末，闖關東饑民迫于生計大批涌入。他們篳路藍縷，萬里間關，壘木而居，漁獵墾殖，人丁繁衍，遂商貿勃興。1910年，清朝廷取“安定鎮撫松花江上游”之意，始設撫松縣治。民國時期，撫松成為長白山木材及主要土特產的集中疏散地，人參等珍貴藥材成貨集中，經由撫松轉運臨江、營口、大連、天津、上海等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成立撫松縣人民政府。自此，聚天南地北之客，結九州四海之商，撫松人民用一代代人的智慧和汗水，把曾經的蠻荒之地，變成了富庶繁華的人間福地。

　　造化神奇 于斯為盛

　　長白山人參為關東三寶之首，這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珍寶。人參又名棒槌，是地球上的孑遺物種，被譽為“百草之王”、“中藥之王”、“補藥之王”。因生長環境不同，有天然野生人參和人工種植人參之分。太行山曾是中國人參最早的原產地，古代人參以上黨為貴。然而，由于氣候變化和人們對森林的過度砍伐，使人參失去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上黨人參逐漸絕跡，目前僅吉林長白山區仍有珍貴的野生人參存留。

　　人參文化源于人參的核心生產區。據《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吉林卷》記載，遠在2000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已廣泛應用人參。撫松盛產人參，是長白山人參的主要產區，也是長白山人參文化的核心發源地和傳承保護區。撫松位于長白山腹地，地處海拔450至1200米的針闊葉混交林帶，冬季漫長寒冷，而且土壤為腐殖質棕色森林土，森林內闊葉樹有椴、柞、樺、楊等，透光適中，為人參的生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條件。唐朝時，渤海國為朝貢包括人參在內的貴重貢品，辟東北亞絲綢之路（即朝貢道），撫松縣新安鄉為其陸上朝貢道的必經驛站。1567年，撫松開始出現人工培植山參。至明末清初，人參的采挖和栽培已成為撫松百姓的主要生產活動和經濟來源。

　　九月的長白山，是撫松人參收獲的季節。參農載歌載舞，歡慶豐收。自發并流傳于撫松民間數百年的人參開鍋節，于1987年由撫松縣人大常委會正式法定為“中國撫松長白山人參節”，至今已連續舉辦了26屆。撫松人參節，融人參文化與人參產業為一體，擴大了長白山人參文化的對外影響，豐富了當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促進了撫松經濟的發展。沈鵬、啟功、趙樸初、周思聰等書畫家也曾為參鄉神韻所吸引，紛紛題字作畫留念。中國撫松長白山人參節逐漸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地方傳統節日。為更好地展示人參和人參文化，2008年8月，撫松縣建立了中國第一家人參博物館，該館是國家三級博物館和AAA級旅游景區。博物館集人參收藏、保護、研究、展示于一體，采用圖文、雕塑及影像等表現方式，以大量翔實的史料，多方位詮釋了中國人參文化的演變及內涵。

　　人參文化 薪火相傳

　　人參文化，涵蓋了人們在人參生產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最初的人參文化現象，是人們對人參神秘性的不同解釋和原始的放山習俗。具體表現為與人參相關的傳說、故事、歌謠和放山習俗的儀式等。南朝志怪小說集《異苑》中，就收錄有“人參作兒啼”的離奇故事。撫松建縣百年來，出版了近百部與人參文化相關的書籍。其實自新中國成立初期始，撫松縣就非常重視長白山人參文化的保護和自覺傳承。1962年，撫松縣文聯編輯整理《撫松人參故事選》，隨后出版發行的《長白山人參故事》，在德國、法國和東亞地區產生了較大影響。1984年，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協聯合發出關于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通知后，撫松人參文化研究的理念開始形成。在縣政府的支持下，《吉林省民間文學集成·撫松故事卷》，于1987年出版發行。20世紀90年代，由撫松籍作家宮玉春、王德福創作的52集動畫片《人參王國》在央視一、四、八套節目先后播出。隨后，長白山人參文化理論研究在撫松縣率先發起，并迅速波及全國。自2007年，以人參文化和人參產業為主題的大型論壇和博覽會已經在撫松連續舉辦了六屆。《中國人參文化》《人參怎么吃》《中國人參圖譜》等專著的相繼出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人參文化內涵。撫松縣人參文化研究經歷了一個從最初的人參傳說故事的口口相傳、文字整理記錄，到影視劇的改編拍攝、美術及地方戲劇等藝術形式的再創作，再到人參產業發展較深層次理論研究的過程，彰顯出長白山人參文化保護傳承模式的日臻成熟和廣闊前景。

　　2008年，由撫松縣申報的長白山采參習俗，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長白山采參習俗的文化內核源自傳說中老把頭孫良的采參理念。撫松有民謠曰“三月十六，點燈以后；人壽年豐，把頭保佑。”在長白山區一帶，人們把每年陰歷的三月十六定為老把頭節。是日，家家沽酒市肉，獻祭于老把頭廟前。據《通化縣志》記載：傳說很早以前，清朝尚對長白山實行封禁，山東萊陽大旱，民不聊生，為求生路，孫良結伴同鄉張祿闖關東挖參。張祿迷路，孫良翻山越嶺找了他七天七夜未見蹤影，又餓又累死在山里，彌留之際咬破食指，在近旁一塊大石上用血寫下一首絕命詩：家住萊陽本姓孫，翻山過海來挖參。三天吃個蝲蝲蛄，你說傷心不傷心！家中有人來找我，順著蛄河往上尋。他陷于絕境時，仍不忘記苦難兄弟，這種積淀在農耕文明里的中國農民勤勞善良、不畏艱險的淳樸美德，引發著世人的共鳴。長白山人尊崇他，為他修建廟祠，作為“山神”加以祭祀。這古樸的民風，薪火相傳，訴說著東北人勤勞豪放、公正忠義的品格，展現著人參文化獨特的深厚內涵，成為撫松的重要人文標志。

　　綠色產業 蓬勃發展

　　“世界人參看中國，中國人參看撫松。”撫松的人參產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提出人參產業二次創業和人參產業振興的大背景下，撫松在人參規范種植、產品研發、培育品牌、弘揚人參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截至2012年，全縣人參留存面積達到1220萬平方米，水參產量798萬公斤，兩項指標均位列全省前茅。撫松先后引進修正集團修正堂健康產業園、北京首投參美化妝品、南京同仁堂撫松參業健康產業園、太安堂集團長白山人參、中藥產業園等一大批戰略項目，通過招商引資，進一步引入產業前沿科技和規范化管理理念，合理承接人參產業梯度轉移，實現人參產業的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發展。未來撫松人參產業發展將由傳統的種植大縣轉變成為人參科研、加工、流通大縣，使撫松成為全國人參高端科研的聚集地，產品開發和深加工的重要基地，中國人參最權威的信息發布地和人參流通、交易的綜合性平臺，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的人參之都。

　　撫松依托人參文化這一耀眼的城市名片，極大提升了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也帶動了其他綠色生態產業的快速發展。人參、水電、木制品加工、礦泉水、綠色食品、醫藥等綠色產業群，如眾星拱月，鑲嵌其中。生態觀光、運動休閑、養生度假、會議論壇、會展博覽、文化體驗等綠色和諧的管理理念，將凝聚成撫松新城騰飛的翅膀。

　　人參的馴化技藝，人類的文化遺產

　　□ 曹保明（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人參是吉林省久負盛名的地方特產，在歷史上被稱為關東三寶之首。人參是五加科草本植物，稱為“人參”，是指它的長相十分相似于人的“身”形，除此之外，它還有諸多的別名，如神草、王精、地精、土精、黃精、血參、人銜、人微等等名稱，多達170多個，是世界上名稱最多的植物，也是長白山珍貴的自然遺產。

　　吉林省長白山參民通過采挖人參、種植人參和運送人參，積累了豐富的林下參、園參栽培經驗和加工技藝。特別到清代以來，撫松縣人參的栽培和馴化、保存和加工技藝已經完整化、系列化、產業化、集約化。采參習俗、馴化野山參、栽培加工及保護傳承等人參文化的各種環節，共同構成長白山人參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

　　人參的馴化，是指人參由在自然環境中生長的野山參進化成“林下參”（在山林里撒籽）和人工栽培的園參（包括人參的保護和加工技藝）過程，成書于1600多前的《晉書·石勒別傳》中記載：“初勒家園中生人參，葩茂甚盛。”可見渤海國向唐朝貢送個頭大、分量重的人參，已采取了移植“秧參”的辦法，使小野山參長大。大規模普遍記載野山參馴化栽培始自清前期。由于清廷將吉林人參列入主要貢送品，交納數量累年遞增，采辦貢品的衙門和地方官吏即使向民間把頭搜刮以及“官雇刨夫”采挖也難以如數交差，于是馴化野山參為“林下參”和園參的歷程便應運而生，始稱為“秧參”。

　　清政府對山參的馴化和培育開始是反對和限制的。他們認為用“秧參”（放山人挖大留小或把小野山參移至園內栽種）進貢是欺君行為。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清廷申令：“收買秧參栽種，以及偷刨參秧貨賣，即將此等人犯嚴拿究辦，一律治罪。”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吉林將軍賽沖阿曾帶兵燒毀人參棚多處，可見清中期野山參栽培規模已相當巨大。但是，隨著清廷不斷的調查、研究、考證，他們也漸漸地認為，由野山參轉化“林下參”和園參確實是保護自然和認知自然的一種“良法”，而且“林下參”和園參那時已逐漸地具備了與野山參同樣的療效和品質，到清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內務府在驗收貢品人參時記載：“寧古塔秧參尚止一斤有余，盛京十居其六……盛京四等以上參，六斤內亦有秧參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參三斤二兩，大枝參十兩竟全系秧參。”足見在清中期，吉林野山參向園參轉化的過程已初步完成，并積累了豐富的人參培育、栽種的遺產技藝。于是，清廷于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由吉林將軍銘安上奏朝廷：“馳禁秧參，與諸草藥分別抽收稅課……”至此，吉林長白山人參開始了大規模的野山參馴化的遺產歷史被正式肯定。至今在撫松的漫江、松江河、泉陽、仙人橋、東崗、抽水、露水河一帶的山坡間還能發現一處處清時期栽種人參的“老池底子”和“林下參”遺存和遺址，這是人類認知自然并將野山參馴化過程的珍貴自然遺存和文化遺存。

　　野山參是如何轉化成“林下參”和園參并使之具備了遺產的內涵與條件的呢？我們知道，人類的遺產首先是依據自然并保持自然的人文生存歷程。人參在自然中生存的狀況如果能以人的智慧和技藝將其保持下來，保護下來，傳承下來，發展下來，林下參和園參同野山參的轉換便成為了遺產。在這個重要的環節上，吉林長白山參農一開始就注意到了。我們發現，長白山“林下參”和園參種植栽培的每一位戶主，他們的祖上或先人都首先是采參人，最早又是向朝廷進貢人參的“刨夫”（挖參人）或“參夫”（專職從事野山參的采挖之人），這使他們的族人或家庭從一開始就走進自然、熟悉自然，更掌握人參的生長條件和環境，為“林下參”和園參的栽培技藝打下了豐厚的知識基礎。從今天撫松“林下參”的栽種和培養經驗上看，每一道環節都傳承著久遠的野山參生長的自然印跡。

　　野山參轉化為“林下參”和園參很關鍵的一條是“移”和“種”。移，是指將小的野山參移植在人們固定選擇的地方讓其繼續生長，而這種選擇已經是具有豐富的“放山”（采挖野山參）經驗的本人或后代，按照千百年來人們熟知的野山參生長環境來認定的，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野山參的自然屬性。同時，為了解決野山參獨生而“林下參”和園參成群種植的問題，采參人將“林下參”和園參的棵距保持在與野山參相同的距離上，這也使“林下參”和園參具有了野山參的屬性。因為實際上并不是所有的野山參都獨生，它也有“窩”生或“群”生的現象，“林下參”和園參的種植者恰恰是很好地掌握和分析了諸多野山參生長的自然環境規律后，才實施了它們的可持續性栽培和馴化。

　　使野山參成之為“林下參”，這是一個自然播種的觀念。所說的種植，是指在完全野生的自然山林中進行野人參籽的播種，而不是以棚蓋、家養的形式。為了促使人類栽種的人參更加保持自然的植物野性，長白山人參栽培越來越靠近原始的自然屬性，保持野山參的自然屬性。如種植人參，是在完全處于自然領地中的山坡、嶺地的林地上播種，盡量去“人工化”，保持人參的自然特點和生長特點，這完全是野山參的生長過程和辦法。對于大面積栽種人參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也不采用現代人工的辦法處理，而且延用自然法則，從自然的物種循環規律中去發現規律、繼承規律，傳承文化，形成習俗，達到“林下參”的自然化目的。譬如保護人參籽不被山鼠所吞吃的問題。這使得長白山“林下參”完全規范在人參野性生長的自然環境中。

　　吉林省撫松縣長白山人參馴化為“林下參”和園參的技術在我國清代中后期已經完全成熟了，并且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習俗、規律和技藝，是一種完全具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條款要求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不能因為野山參處于保護階段不許人們采挖或由于野山參少停止采挖，就停止長白山人參文化屬于人類遺產的認知，而恰恰是應該把吉林長白山“林下參”和園參來自于野山參采挖馴化的文化和技藝認定和總結為人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無論從“林下參”和園參的栽培馴化歷史，還是從人參的保存加工的技術、貢運經驗、傳承的清晰程序、活態的存在現狀和鮮明的地域特色等等方面，它都已經完完全全地成為人類典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且已經有了代表性。

　　在人參的采集、加工歷程上，我們發現，據《雞林舊聞錄》記載：“加工時，需將鮮人參置沸水中焯過，再以小毛刷將表皮刷凈，并用白線小弓之弦將人參紋理中的泥土清除。將冰糖融化，把人參浸入糖汁中1至2天，再煮熟，取出用火盤烤干。”這是加工“掐皮參”、“糖參”的最早技藝。而且這種加工技藝恰恰是園參、“林下參”在大量存在并需要統一保存時的技藝，這從另一個角度，也證實了吉林人參由山參采集向規模化保存加工技術的過度。而據中國人參博物館記載，歷史上撫松的“生曬參”是早期產品，白干參是南朝時期產品，紅參是明朝時期產品，糖參、掐皮參是清時期產品。而“貴紅賤白”已成為長白山人參制作技藝的重要認定習俗，這是對技藝的肯定和認知。

　　同時，從唐渤海時期人參的保護、加工、貢運到清中晚期長白山人參栽培、加工的固定習俗已形成，在清中期至現代長白山區近三百年園參種植栽培歷史的形成，我們發現已產生諸多具有繼承性的栽培加工遺產文化，特別是那些具有栽培、加工民俗的傳統節日已形成。那些由人參采挖、放山所衍化出的人參故事、傳說、習俗文化，那些帶有浪漫主義和魔幻色彩的采參習俗，其實今天已經“活化”在人們從事園參栽培加工的生動實踐和歷程中了。長白山區的“老把頭節”、“開秤節”、“端鍋節”今天依然“活”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而這些傳統文化節日其實已包含著許多現代的內容，許多是人參栽培和加工技術的總結、科技手法的傳播、人參性能的介紹、人物的思考和分析、技術和人參營養的宣傳等等。這些新的遺產價值正在逐步地轉換成新的民俗和文化，漸漸地取代了久遠的挖參人遇見了美麗的“大姑娘”成為挖參人的“小媳婦”，或人參“娃娃”幫助窮放山的小孩成仙得道的故事文化，成為新的文化和遺產，一種新的人參文化遺產一百多年長白山人參栽培的歷史故事、人物、習俗已經形成，那豐富而久經歷史磨洗的栽培手藝和加工技藝，已經大量而豐厚地在生活中存在，這是吉林和長白山文化中珍貴重要而獨特的遺產，也是人類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