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先生曾指出，最有活力的經濟發展將提供最豐富的問題和素材，因此，21世紀將是中國有可能產生經濟學大師的世紀。這一論斷顯然適用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全體，并正不斷地被學術界用實際行動加以證明：中國內地2008年的SSCI論文數量是1476篇；而2012年，僅SSCI發表量排名前15位的中國內地大學，總量就有2500篇左右。

　　然而，正當我們自我陶醉之際，接二連三的學術不端事件成為考問學術的一種負向力量。對此，有關主管機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2004，2009年修訂后正式頒行）、《關于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2009）、《關于進一步規范高校科研行為的意見》（2012）等。但這些文件在強調規避學術不端的同時，對于如何提升學術研究能力及學術傳播力等更具根本性的問題卻很少顧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從豐富的問題和材料走向最終的問題解決之前，還需要一個方法合理、邏輯嚴密、證據充分的論證過程及規范的學術表達，而這些是學者自身需要練就的硬功夫。因此，要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大繁榮，就不能忽略研究方法和寫作規范這兩個“器”。

　　遺憾的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對于研究方法的關注顯然不夠，這里僅從兩組對比中窺其一斑：

　　其一，研究方法類出版物貧乏。10年前，筆者曾對美國、中國臺灣及中國內地之間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類圖書出版情況做過一個簡單的比較，基本結論是，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深度上我們都處于非常初級和粗放的狀態。十年過去了，情況已大有改觀。最近幾年，國內出版了以“萬卷方法”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方法的譯叢，打開了國內哲學社會科學共同體的視野，提升了一些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的方法素養。但是，另一個問題又浮現出來了。在當前國際學術界方法體系非常成熟的情況下，研究者首先需要學會洋為中用，用成熟的方法來指導中國本土問題的研究。但任何國家的問題都有其特定性，我們也需要不斷開發出適合中國本土問題研究、用中國語言和思維方式表達的方法體系，而從出版物的情況看，這方面我們還幾乎是一片空白。

　　其二，方法課程建設的薄弱。在歐美的大學中，統計、社會調查甚至邏輯思維方法等，一般都是必修的公共課程，而在研究生培養階段，方法類課程所占的比例更高，如定性研究的基礎課和提高課、定量研究的基礎課和提高課，以及規范學術寫作等課程的學分和學時都很重。而且，從本科到碩士、博士階段的研究方法課程形成了成熟的體系，不同學校、不同層次的教學銜接非常方便。而國內的情況則恰恰相反，方法類課程完全被邊緣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處僅列其二：方法意識淡漠；方法師資嚴重不足。前者隨著國內外交流的日益頻繁，以及相關圖書的引進，正在得到明顯的改善；后者要得到改進難度則要大得多。

　　相對于研究方法的薄弱，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界對學術寫作規范更為漠視，甚至我們的學術出版至今沒有被共同體普遍采用的權威規范。對于國際社會科學界最著名的三大規范——APA格式、芝加哥格式、MLA格式，大多數學者更是聞所未聞。筆者曾查閱了我國最權威的幾種期刊和幾家學術出版社的注釋處理方式，現狀是：出版者“百花齊放”，作者則“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重道輕器”的基因。很多人認為，只要內容好，形式并不重要。但筆者認為，正是對這些所謂的“小節”和“器”的“無知”與“傲慢”，給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界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嚴重問題：

　　其一，降低了交流的效率和可能性。曾有記者對SCI和SSCI的創始人、著名文獻學家E.加菲爾德提問：為什么SSCI收錄的中國期刊這么少？E.加菲爾德的回答是：中國的文獻在書寫英文摘要、規范化引文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顯然，對于規范的無知和漠視，已經成為我們與國際社會科學共同體交流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

　　其二，增加了作者與出版機構的工作難度。隨意翻看國內社會科學界確認的所謂權威期刊，在學術規范的問題上幾乎都是各行其是，沒有一個被普遍認可的規范。每家雜志都會在雜志的某個位置，不厭其煩地公告本雜志的寫作規范。各家雜志的莫衷一是，也迫使作者們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針對不同的雜志修正寫作規范，以迎合雜志的要求。

　　其三，為學術不端行為提供了溫床。學術寫作規范不僅僅是個形式的問題，也是對學術作品進行學術倫理審查和監督的手段之一。比如，當對關鍵詞的提煉、間接引用的程度、圖表的制作等沒有明確的規定時，就容易把別人的東西弄得“貌似自己的”，從而達到“渾水摸魚”之奇效。

　　針對以上認識，筆者提出幾點建議：

　　規范課程體系，加快師資培訓。要對相關課程進行體系化的設計，培養高水平的專業教師，“從娃娃抓起”，對本科生、研究生進行嚴格的訓練，使科學方法、規范寫作的意識和能力深入其學術精神。同時，教育部應該對方法課程師資建設的問題給予高度關注，拿出相應的教師培養計劃，爭取在短時間內使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方法課程開設的規模和層次迅速提上來。

　　大膽奉行“拿來主義”。研究方法和學術寫作規范最根本的特點是工具性，它只是為解決問題服務的。因此，無論是哪家的工具，只要適用，便拿來用。而國際上在這方面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體系和成果，這些成果大多數具有文化共性，所以，現在拿來用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要學會有選擇地用、靈活地用，以便最高效率地解決我們的問題。

　　結合本土研究，拓展創新。中國的問題有其特定性，比如，國學研究，在文獻上就很難按照APA的格式機械套用。因此，有關主管部門應會同學術出版機構、學術組織一起，參考西方成熟的學術寫作規范，制訂一套或幾套能夠在我國廣泛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爭取經過幾年陣痛型的矯正，建立起一套學界普遍習慣和認可的、能夠與國際學術界有效接軌的學術寫作規范。（作者單位：西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