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科舉匾額博物館中“供奉”著一塊年代久遠、字跡模糊的石碑。石碑約半米高，放置于石座之上，背后襯以做舊的、雕刻著二龍戲珠和“圣諭”二字的木質牌坊，平添了一份莊嚴。而前面的石碑卻顯得陳舊而樸實無華，游客需憑借旁邊墻上的拓片，才能辨認出石碑上的文字和簡單的花紋，上面篆刻著“孝順父母 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 教訓子孫 各安生理 毋作非為”二十四個字。這塊石碑究竟有何來歷？如此不起眼的石碑為何卻被精心保管？

　　這塊石碑篆刻的文字即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諭六言”。據記載，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崇“為治之要，教化為先”（《明史紀事本末》）的治國理念，提出在民間宣揚“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的道德標準，后被稱為“圣諭六言”或“教民六條”。圣諭語言簡練，內容平實，對仗工整且朗朗上口，在朝廷的大力推動下很快深入人心，使百姓耳熟能詳，對于明代社會乃至后世的道德教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宣講圣諭的活動幾乎貫穿了整個明朝。據考證，圣諭宣講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力量，首先是政府組織的，以基層政治組織為主體教化百姓。宣講方式大致以明嘉靖年間為界，前期被稱為“洪武模式”，即由鄉里老人或盲人手持木鐸（古代類似于鈴的金屬器物，金口木舌，施教之用）沿道宣講圣諭。據記載，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傳令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或瞽者（盲眼人），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可見明初圣諭宣講即有了一定的模式，反映了明太祖對于圣諭宣講及民間道德教化的重視。然而，早年的圣諭宣講方式單一，效果不佳。明嘉靖年后，在鄉約中宣講圣諭逐漸取代了木鐸。鄉約是明代官方認可的一種民間基層組織，以推行教化為目的，有較為完善的組織機構和固定的聚會場所。宣讀“圣諭六言”是鄉約聚會中的核心內容，在明萬歷年間，政府甚至頒布法律規定各地建立鄉約宣讀圣諭。有史記載，“獨賴鄉約圣諭，朝夕宣揚”致使“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嚴”，可見鄉約宣講圣諭對教化百姓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

　　除鄉約等基層組織大力推行“圣諭六言”外，明朝許多宗族的族規家規的制定也以“圣諭六言”為核心，族規家規的第一條往往就是“圣諭當遵”。明朝人認為，圣諭中包含做人的基本準則，遵循圣諭才是做好人的基本標準，不遵循則是惡人，因而“圣諭六言”成為族規家規的金科玉律，要求族人必須遵守。之后才是諸如和睦鄰里、和睦宗族、謹慎婚姻、謹慎擇業等方面的要求。此外，各家族在祭祀祖先之前，或是每月固定時間也會將全族聚于祠堂，由族長或族長指派的專人向全族宣讀宗譜、宗法族規、祖先歷史以及宣講“圣諭六言”，定期對族人實行道德教化，使得圣諭深入各個社會組織的基層，實現道德教化作用。許多王室宗族甚至在家中設立圣諭牌，并設立嚴格的宣讀圣諭的禮儀。要求每月朔望之日宣讀完圣諭后，到擺設圣諭牌位的香案前行五拜三叩之禮。

　　此外，士人階層也是宣揚“圣諭六言”教化百姓的重要主體。士大夫主要通過成立地方會社來宣揚圣諭。如明嘉靖年間，顏鈞成立的“三都萃和會”，據記載即是“會中啟發講修，無非祖訓六條”。同樣，明萬歷年間沈鯉組織的“文雅書社”要求將圣諭寫成牌匾，懸掛于門上，使子弟“朝夕出入，仰瞻明命”，進而為鄉間百姓做出榜樣。此外，書院也是士人階層宣揚圣諭的重要場所，《虞山書院志》記載：“凡書院講鄉約，堂上設圣諭牌，臺上設講案。”宣講圣諭時同樣配有復雜的禮儀，甚至有類似于宗教唱詩班的“排班”，在宣讀六言之外，還包括歌詩和等演唱內容，不僅有明確的分組宣唱安排，還有何時揖、拜、叩首等復雜的禮儀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