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及夫人墓考古發掘現場 資料圖片

劉濟夫人墓志（局部） 資料圖片

　　最近北京房山唐代幽州節度使劉濟墓志銘的出土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特別是6月22日電視臺對墓志開啟現場的直播，更是一下子將1100多年前曾在今京津及冀北一帶叱咤風云,如今卻早已為人淡忘的歷史人物劉濟重新推到了公眾面前。這次劉濟墓發掘吸引了大眾的興趣，堪稱現代公眾考古理念的成功運作。但是，在斑駁陸離甚或繁華熱鬧的表象背后，仍然不乏歷史學參與其中和深度解讀的專業空間。本刊特邀請唐史專家孫繼民對其中的幾個問題進行解讀。  

　　一、劉濟墓志的價值 

　　劉濟墓發掘的最大收獲是出土了兩方唐代墓志銘，即墓主劉濟墓志銘及其夫人張氏墓志銘。對這兩方墓志的價值，網文涉及的很多，筆者不擬過多重復，只想強調一下它的藝術價值、文獻價值和考古價值的亮點。筆者與不少專家有同感，認為墓志的最大價值體現在藝術方面。筆者曾承蒙北京文研所的接待前往發掘現場考察。直覺告訴我，該志精美的淺浮雕人物造型和絢麗色彩的有機結合確實構成了它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價值所在。說實話，劉濟墓兩方墓志盡管堪稱北京地區所發現墓志之最（邊長1.6米多），但其與號稱全國的唐志之最（邊長接近2米）的魏博鎮何弘敬墓志銘相比較，在體量之大、雕刻之精、氣勢之宏上仍然稍遜一籌。但是，它所具有的絢麗色彩的鮮艷程度，以及這些絢麗色彩又與淺浮雕人物造型有機結合，則是何弘敬墓志所不具有的，也是其他現存唐志所不可同日而語的。當然，這也為今后該志的保存提出了一個難題：如何使這些絢麗色彩長期固化，永遠鮮艷。

　　劉濟墓所出墓志的另一個價值體現在文獻方面。我們知道，出土文獻價值的大小取決于現存相應文獻的有無和多少，現存文獻越缺越少，出土文獻價值越大越珍貴。墓葬出土的劉濟墓志內容與《全唐文》卷505所收權德輿撰《劉濟墓志銘》相比區別不大，而張氏墓志則未見諸史籍記載。依此判斷，張氏墓志文獻資料價值高于劉濟墓志殆無疑義。不過，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也不能排除出土的劉濟墓志會有異文，異文也同樣具有新資料的價值。例如出土的劉濟墓志第一行有“開國男歸登書并撰額”等字樣（“撰額”疑應作“篆額”），而這一內容即不見于史籍所載的劉濟墓志文。同一出土的唐志內容與史籍傳世的唐志內容存在差異和異文并不奇怪，這與唐代墓志的體例和形成機制密切相關。在唐代，體例完備的墓志銘一般標注有撰著人、書丹人和鐫刻人。其形成過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據志主的有關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書丹人再將撰畢的文稿用朱砂謄抄于志石之上，最后是鐫刻人依據書丹人的筆畫刻字成銘。因此，出土的劉濟墓志形成應是權德輿撰文在先，歸登書丹篆額在后，史籍所載的劉濟墓志文不見書丹人歸登也順理成章。再者，唐志中撰者預寫的志文與志石實刻的文字，有時并不完全一樣。有些技術性的內容可能要到下葬時才能確定，撰者預撰時可能會預留下一些填空的字句，例如傳世的劉濟墓志文稱志主“歸痊于涿州良鄉縣之某原”，這里籠統的“某原”在出土的志石中很可能就會具體化。這些內容不同的異文同樣具有新材料的意義，至少具有校對傳世材料的價值。

　　劉濟墓的發現以及墓志出土的考古價值，在于它為下一步弄清幽州鎮節帥劉氏家族墓地的分布提供了重要信息。幽州節帥劉氏家族先后有三人位至幽州鎮節度使，即除了劉濟之外，還有他的父親劉怦和兒子劉總。劉氏祖孫三代統治幽州鎮前后歷時36年，三人又都是直系親屬。按理來說劉氏家族墓地應在一地，但是我們從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并非如此。劉濟墓在今房山區長溝鎮的墳莊，這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但據《金史》卷78《劉彥宗傳》，身為大興宛平人的傳主的“遠祖怦，唐戶龍節度使”。并稱：“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頍家本怦后，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劉頍即劉彥宗之孫。劉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劉濟墓在今房山區長溝鎮的墳莊，兩地相距至少幾十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父子兩人葬地如此遙遠？是父子二人本來各葬一方，還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時一起遷葬于今長溝鎮的墳莊？據發掘視頻和網文介紹，劉濟墓中發現有金代“大定通寶”的錢幣，專家推測這可能是金代盜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劉濟墓重修時所留。那么，是否也有劉濟墓為金代遷葬的可能呢？如果是遷葬，那么今墳莊一帶就不應僅僅只有劉濟墓！歷史的無窮魅力，就在于它不斷破解歷史舊謎的同時，又不斷增添歷史的新謎。

　　二、劉濟死因剖析 

　　談到劉濟墓，網文多提及劉濟為其子劉總所殺問題；但導致這一子弒父慘劇的原因是什么，有必要專門談一下。

　　劉總弒父的根本原因是為了在與兄長劉緄競爭中奪得幽州鎮節帥的繼位權，直接原因是在造謠中傷劉緄的陰謀即將敗露時先下手為強。劉濟統治幽州鎮20多年，也面臨著晚年儲帥的選擇問題。由于史籍記載過少，我們不知道他在兒子中選擇儲帥的傾向和細節。然而從兩《唐書》所載元和五年（810年）出征成德鎮期間劉濟的相關部署看，他在長子劉緄和次子劉總之間是傾向于劉緄的。《新唐書·劉濟傳》稱：“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請注意，這里所說劉濟出征期間以劉緄“攝留務”，以劉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的安排是非常要緊和關鍵的部署。即將幽州鎮后方留守的軍政事務處置權交給了劉緄，而將前線的直接統兵權交給了劉總。這表明劉濟在幽州鎮儲帥的選擇方面已經向劉緄發生了傾斜，因為在唐代后期藩鎮節帥更替的語境之下，儲帥往往通過主持“留務”最終通向藩鎮節帥的寶座。“性陰賊，尤險譎”的劉總，當然洞曉父親上述安排的政治內涵，也深知劉濟“病甚”可能是他孤注一擲的最后機會。于是，他便利用了自己親掌“行營都知兵馬使”的權力，與張玘、成國寶等一起策劃了陷害劉緄的陰謀。為此，劉總采取了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挑撥離間劉濟與長子劉緄的關系，派人散布謠言，詐稱朝廷不滿劉濟在瀛州逗留不前，準備以劉緄取代劉濟的節帥之位，并不斷地宣稱從京師來傳達詔令的使人“已到了太原”、“已到了代地”等，鬧得滿城風雨。這一招果然激怒了劉濟，“濟憤且怒，不知所為，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皋代留事。”劉總的第一步達到了目的，便迫不及待地采取了第二個步驟，“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緊接著，劉總又假托劉濟之命，下令將趕至涿州的劉緄殺死，為他堂而皇之地登上幽州鎮節度使的寶座掃清了道路。

　　由此可見，劉濟有關幽州鎮儲帥選擇意向的清晰和劉總的陰謀篡奪導致了劉濟的殺身之禍。

　　三、劉濟“最務恭順”原因揭秘 

　　網文有標題稱劉濟是“晚唐最‘規矩’節度使”，此話應源自《舊唐書·劉濟傳》的一段話：“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所謂“最務恭順”是說劉濟對唐廷恭敬順從；所謂“朝獻相繼”是指經濟上對唐廷時常盡一些“貢獻”義務。以上對劉濟的評價是相對于河朔三鎮中其他魏博鎮、成德鎮多數節帥所做所為而言的。與劉濟在幽州鎮當政大致同時期，魏博鎮的當政者是田緒和田季安，成德鎮當政者是王武俊和王士真。田緒為人“便弓馬，性狡黠”，“兇險多過”，被史家稱為“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于緒者”。其子田季安繼位，也是“性忍酷，無所畏懼”，且“頗自恣，擊鞠、從禽色之娛。”（上引均見《舊唐書》卷141本傳）王武俊在建中年間的四王事件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幾乎置唐廷于滅頂之災，故史家稱李寶臣和他：“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為國蟊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為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王士真是王武俊之子，他在成德鎮節帥中，政治傾向和行事風格接近劉濟，“比幽、魏二鎮，最為承順。”（上引均見《舊唐書》卷142本傳）以上四位與劉濟相比，田緒、田季安、王武俊顯然是“尤驕蹇不奉法”，王士真雖然與劉濟相類，但其當政時間不及劉濟的一半。由此可見，劉濟在處理與唐廷的關系上的確是“最務恭順”，更多地體現了政治向心力。

　　劉濟對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原因是什么？筆者以為主要有兩點，一是受父輩影響，二是本人出身使然。受父輩影響可從其父劉怦對待朱滔的言行得到體現。幽州鎮本質上屬于割據型藩鎮，對唐廷的離心傾向不言而喻，但其內部也長期存在主張順從朝廷的向心勢力。早在建中三年（782年）幽州節帥朱滔密謀叛唐時，就遭到了相當數量軍士的激烈反對，幾乎釀成一場兵變，朱滔為此“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余人，悉斬之”（《資治通鑒》卷227）。劉濟的父親劉怦就是其中向心派的重要一員。《舊唐書·劉怦傳》稱朱滔密謀叛唐時，正受其信任的劉怦就旗幟鮮明地反對：“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后悔也。”朱滔病死后，劉怦被軍士推為節帥，在政治上對唐廷持續采取向心政策。劉怦身居幽州節帥之位雖然僅有三月，但他作為父輩的上述言行不可能不對作為長子繼位的劉濟產生影響。

　　所謂本人的出身使然，是想說明劉濟在入仕之前曾是一位讀書人，中過進士，這是他對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因素之一。關于劉濟的進士身份，《舊唐書》本傳不見記載，不過《新唐書》本傳有明確記載，稱他“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這里有一個疑問，劉怦是幽州鎮的一位武將，劉濟“游學京師，第進士”可靠嗎？筆者以為《新唐書》所記應該無誤，這從權德輿撰劉濟墓志文可以得到印證。該文稱劉濟：“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那么，劉濟游學京師中進士在什么時間呢？我們知道，劉濟死于元和五年（810年），享年54歲，則其生年應在至德二年（757年）。他于貞元元年（785年）繼任節帥，之前曾歷任“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興元初”又任莫州刺史。興元是唐德宗年號，只用了一年，“興元初”即公元784年。那么，劉濟所任幽州參軍、兵曹掾和范陽令只能在公元784年之前。又，《全唐文》卷480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其中稱劉濟，“建中初，假道州縣，操長是邑。”可證劉濟任范陽令是在建中元年（780年），而其所任幽州參軍、兵曹掾必然是在前此的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年至779年）。劉濟所任的幽州參軍、兵曹掾在大歷何年，目前缺乏具體的實證材料，假設兩職歷時五年，則其“游學京師，第進士”的經歷應在大歷十年（775年）以前。而且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兩次唐廷面向包括河朔地區在內招攬人才、招收官員子弟入學京師國子監的記載：一次是代宗廣徳元年七月詔：“河北、河南，有懷才抱器，安貧守節，素在丘園不仕，為眾所知者，委所在官長具名聞薦。”（《唐大詔令集》卷9《廣徳元年冊尊號赦》，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8頁），一次是永泰二年（766年）正月下詔：“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御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戈之后，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并補國子學生。”（見《舊唐書》卷11《代宗紀》）劉濟在永泰二年（766年）年齡是9周歲，無疑符合以官員子弟進入京師入學國子監的條件，也與權德輿撰志文所說“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相吻合。劉濟應該就是依照永泰二年詔令條件而在年齡達到14歲后成為國子學生的（唐代州縣學生入學年齡下限為14歲，國子學亦當如此）。按照唐代規定，國子學生最長的可保留9年的學籍，優秀的可以考取進士。據此計算，劉濟在國子監學習的時間應該在大歷五年（770年）前后，進士及第可能在大歷十年（775年）前后。這些推算難免有失精準，但劉濟在出仕之前是一位有功名的讀書人并無疑問。

　　劉濟的讀書經歷與進士出身，無疑對他處理幽州鎮與唐廷的關系產生了影響。《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是記述劉濟建中初任范陽令時修建的文廟碑，其中稱：“學，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中略）吾宰主百里，作人父母，權輿斯廟，以為人紀。”該碑立于貞元五年（789年），距劉濟升任幽州鎮節帥已經五年。盡管立碑者討好劉濟的意圖顯而易見，但劉濟當年創修縣學時所強調的“君臣父子之義”卻恰恰是當時士人的核心價值觀念，劉濟此語的表述與其讀書經歷和進士出身很難說沒有關系，這也應該是他在處理幽州鎮與唐廷的關系時表現出“最務恭順”的思想根源與思想基礎。（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