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至24日，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建筑遺產再利用研討會在天津舉行。兩岸四地的專家、學者和管理者圍繞“建筑遺產再利用”這個主題，進行經驗交流和理論探討。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就此話題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合理利用是一種積極的保護 

　　記者：保護和利用是文化遺產領域歷久彌新的話題。這次兩岸四地首次圍繞建筑遺產的科學、合理、可持續利用等展開探討，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勵小捷：2012年，我在臺灣、香港、澳門三地參觀了多處“古跡活化”項目。這些項目的利用方式以研究為基礎、富于創意；管理運作公開透明；社會廣泛參與；以服務民眾為目標。這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啟發我思考一些問題。于是我和同事們在內地一些省份進行了調研。許多地方已經開始跳出傳統的保護與利用模式，積極進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建筑遺產再利用”也就是臺灣、香港和澳門所說的“古跡活化”。這已經成為我們共同關注的一個話題。由于血脈相連、文脈相通，各自在這方面的經驗與做法可以相互學習借鑒，所以我們提出召開這樣一個研討會，主要是希望以建筑遺產的再利用為例，尋找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平衡發展之路。

　　記者：再利用是目前國際社會保護建筑遺產的重要方式，內地在這方面也有過一些嘗試，取得了一些經驗教訓。您是如何認識這個理念的？ 

　　勵小捷：確實，建筑遺產再利用是國際普遍認可的理念，在內地也不是新鮮事。

　　過去30年，在徹底改善了許多重要建筑遺產岌岌可危的保存狀態的基礎上，我們對一些具有較高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建筑遺產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再利用工作，主要將其用作博物館或者作為旅游景點對公眾開放。這些再利用工作在發揮教育功能、提高民眾素質、推動經濟發展、促進文化繁榮等許多方面，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

　　在文物工作中，保護與利用是永恒的主題。在保護與利用的關系上，合理的利用可以實現更好的保護，甚至可以成為保護的手段。當然，利用的前提和基礎一定是保護。

　　遺產的多樣性決定了再利用的多樣性 

　　 記者：建筑遺產的多樣性特點，決定了再利用它的方式方法要有所區別。這也是專家學者的共識。那么，針對這種多樣性，再利用時什么方式才是最適合的呢？ 

　　勵小捷：正如您所說的，建筑遺產的多樣性特征很鮮明，年代、功能、所在地、保存狀況……都不盡相同。這種多樣性特征就決定了它的再利用也必須是多樣的。多樣性原則具體體現在再利用方式的多樣性、參與者的多樣性、技術手段的多樣性以及投資渠道的多樣性，同時允許利益分配的多樣性。

　　同時，這些多樣性對建筑遺產的再利用也形成限制。比如地處偏遠的就不如地處鬧市的容易利用，而我們相當一部分單體古建筑是在農村。再比如，瀕危或保護風險大的也要限制利用。有的古塔可以登塔參觀，但山西的應縣木塔不能；比如寧波的保國寺大殿是宋代建筑，完好保存至今很不容易，就不允許燃燈焚香。這就是不能犧牲了保護搞利用。另外，在中心城市，社會投資者為了保護古建筑、美化環境投入大筆資金，在利用上不允許搞經營項目也是不現實的。

　　總之，在建筑遺產的利用上不能過于理想化，特別是在起步階段，強求一律、整齊劃一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鼓勵探索，尊重多樣。

　　記者：我注意到，國內建筑遺產再利用的雷同現象嚴重。比如，安徽、江西都有大量徽派建筑，而再利用的方式基本都是以皖南民居為主題發展旅游。這種單一的方式顯然可持續性較差。 

　　勵小捷：是的，這種再利用的同質化現象是今后必須要注意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多樣的鼓勵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進來。我認為，科技創新是化解再利用難題的重要手段。通過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探索所有可能的工程和管理措施，在不改變建筑原貌的前提下，在完善安全消防設施、保障公共安全、提高環境質量、提升使用價值等多重目標體系中實現共贏。

　　記者：遺產的不可再生性決定了每一次探索都帶有風險。如何避免再利用中對遺產的“誤傷”呢？ 

　　勵小捷：可以先進行試點，精心做出幾個不同類型的案例來，在此基礎上研究、總結、完善，然后逐步推廣、鋪開。我認為，應該支持對建筑遺產再利用的理論研究，允許各種觀點、看法的討論。同時，從政府、專家到社團組織和媒體都應該對這些探索和研究抱以客觀而寬容的態度。

　　再利用與惠及民生緊密相關 

　　記者：當前，內地建筑遺產在保護和利用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勵小捷：對于文化遺產，保護好和利用好，都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建筑遺產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利用“不夠”和利用“不當”。所謂“不夠”，表現為一部分由政府投入專門經費進行保護修繕，雖然保護了一批建筑遺產，卻往往因為沒有考慮使用問題，陷入維修—空置—衰敗—再維修的怪圈，有學者將這種沒有兼顧利用的保護方式稱為“凍結式保護”。所謂“不當”，表現為一些熱門景點的過度利用；只為經濟效益不顧社會效益的利用；甚至還有將國有建筑遺產出租出去，變為私人會所的，這就改變了文物公共資源的性質。

　　再利用不僅提供了對建筑遺產切實可行的保護方式，而且賦予其新的使用功能。與“凍結式保護”和“拆古建新”這兩種極端方式相比，我們希望再利用能在遺產保護與城市建設的矛盾中建立相容并存的關系，既維系城市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又將建筑遺產再次融入到經濟、社會的發展中，成為具有活力的、與城市共同發展的一部分。

　　記者：現在文化遺產保護很強調利益相關方的支持與參與，剛才您也提到了建筑遺產利用與民生改善問題。那么，文物部門在主導建筑遺產再利用工作中，應如何處理好與民眾生活的關系？ 

　　勵小捷：通常來說，建筑遺產的利益相關方包括業主與當地居民、政府、有關社會機構、公眾、建筑師與專家學者。業主或者當地居民作為建筑遺產的擁有者和使用者，與建筑遺產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文化生態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說，再利用要以人為本，重點是要尊重和維護業主或者當地居民的所有權、知情權、參與權以及從利用與發展中受益的權利，還包括更廣泛意義上的公眾享有公共文化服務的權利。

　　為此，一定要妥善處理好與業主及當地居民的關系，關注當地居民的感受和需要，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使文化遺產保護成果惠及民生為目標，保護當地居民的積極性；再者，要支持、鼓勵、培育當地居民以主人姿態參與再利用，同時引導其他有關組織投入智力和資金，致力于建筑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另外，要實現再利用成果社會共享，堅決反對僅為私人或某個群體服務的貴族化傾向。

　　記者：有哪些具體要求？ 

　　勵小捷：社會效益必須放到建筑遺產再利用工作的首位。

　　具體說來，我個人有這樣幾點看法：一是凡能用于文化展示的就不用于商業之目的，凡是能夠堅持公益性的就不搞經營；二是需要和有條件進行產業開發的，優先安排文化旅游和創意產業；三是適合商業用途比如辦餐館、旅店的，也要注重突出建筑遺產的歷史、地域價值與特色，彰顯文化元素；四是無論何種利用形式，都不能違背公民教育的準則和社會道德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