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風，直接體現為政之氣象，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的盛衰。

　　歷史上，與蒸蒸日上時期相對應的往往是質樸剛毅、健康清新的文風；與窮奢極欲、腐化衰落的時代相對應的往往是辭藻浮華、思想空乏的文風。漢初，政風質樸，文風亦然。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分析形勢，針砭時弊，借古喻今，寫得深切曉明，極富說服力和感染力。魯迅評價其“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西漢后期，文風出現了忽視思想內容、片面追求形式傾向。魏晉南北朝時期諸多統治者，如梁武帝和陳后主，喜好浮華的文風，講究對仗工整、華麗奢靡、散發著假大空氣息的駢體文得以風靡文壇。陳后主十分擅長創作辭藻艷麗、內容空洞的宮廷詩，被稱為亡國之音的《玉樹后庭花》便出自其手。

　　歷史上不少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都對文風與國家興衰之關系有深刻的認識。唐代名臣魏征認為“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達情志于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他寫出了許多樸實直言、不加雕飾的奏疏，如《諫太宗十思疏》等，流傳百世。明初，朱元璋針對“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的弊病，下決心禁冗文浮言，要求大臣“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刑部主事茹太素曾上呈朱元璋一萬七千余字的奏折，至一萬六千余字方觸及正題。朱元璋讀后勃然大怒，將其杖責五十大板。明嘉靖年間禮部尚書夏言對科舉文風與士林風尚、社會風俗之間的關系有深切認識，他批評當時流行于士子中的“以艱深之詞飾淺近之說，用奇僻之字蓋庸拙之文”的不良文風，希望科舉“務取醇正典雅、明白通暢、溫柔敦厚之文”，通過“變文體以正士習”。這些關于文風的認識，時至今日仍不乏真知灼見。

　　文風雖關乎國運興衰，但其積弊并不易革除。歷史上改革文風的實踐，成功者有之，失敗者亦有之。浮夸綺麗的駢體文曾統治文壇達數百年之久，直至唐代中期，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等文章大家掀起轟轟烈烈的古文運動，號召“惟陳言之務去”，才一掃六朝以來文壇驕淫浮蕩、柔靡輕艷之風的積弊。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唐代總體上呈現出辭強理直、質樸務實的文風。唐代文風改革一直延續到宋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人不僅從理論上倡導文風改革，而且身體力行，創作了大量文風樸實而又長于說理的文章典范。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晚唐五代北宋初年仍經歷了花間詞、西昆體等綺麗柔靡之風的反復。明清兩代，文牘主義盛行，長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特別是明代屢次嚴禁繁文，然而終究收效甚微。歷史上一再出現“尚文之風日盛、尚實之意日衰”、“詩賦日工、吏治日壞”的悖論，令人嗟嘆不已。

　　相比歷史上的認識與實踐，中國共產黨人對改進文風重要性的認識和實踐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從一個方面佐證了文風與政治興衰之間的內在聯系。延安時期，毛澤東政務軍務千頭萬緒，仍把整頓文風擺到極其突出的地位來抓，認為文風體現黨風，若不清除黨八股，將“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禍國殃民”。不知者以為小題大做，殊不知這正是深諳為政之要的表現。不僅如此，他還以自身質樸剛健、生動犀利、清新活潑、富有戰斗力的文風，為全黨樹立了典范，喚起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各項事業的熱情參與和支持，極大地凝聚了共識和力量。伴隨著健康向上、朝氣蓬勃的文風而冉冉升起的是一個蒸蒸日上、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改革和發展，我們已經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時期。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愈是經濟社會繁榮發展，愈是承平日久，愈要警惕形式主義、華而不實文風的死灰復燃。一旦這種不良文風泛濫成災，特別是與社會上的奢靡浮華之風相互交織，就有可能損害、動搖國之根本。法國思想家盧梭說過：“倘若某個國家的風尚變得躁動，并墮落為享樂，那就意味著言辭很快會沾上這種優柔寡斷、娘娘腔的習氣。”如果任由形式主義文風泛濫，必將敗壞黨風政風，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與威信，使黨和政府在人民中間失去感召力和凝聚力。

　　古人講：“文以載道”，“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唯有按照黨中央關于改進文風的要求，大力倡導言之有物、清新質樸的文風，不作無病呻吟之語，不慕浮華柔媚之風，才能永葆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