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議批準了經過調整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這個“學科目錄”的頒布順應了我國藝術學界長期的、強烈的訴求，“藝術學”由一級學科升格為“學科目錄”中的第13個學科門類。當時我曾撰文，認為“藝術學”的升格主要不是學理建構的效應而是學域擴張的影響。我曾指出：對于藝術學的學理建構，事關學科門類獨立后的學科品質。藝術學各藝術樣式學理建構的特質，在于其具有極高藝術含量的實踐性。如何將這種“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是藝術學學理構建的核心課題。兩年過去了，我總覺得藝術學學理建構似乎還缺點什么，而這個所“缺”之“點”不只是在“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方面顯得薄弱，而且在“學理性”轉化為“學理對策”方面顯得極度疲軟。

　　一、必須正視藝術學研究的“短板”現象

　　我們所說的藝術學“對策研究”不是藝術學“研究對策”。我在有些學術機構做這一講座時，主持人往往會說成“藝術學研究對策”。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感覺到藝術學研究的某種不足，認為需要在“對策”上加以考量。其實，我們所說的“對策研究”，是對既往“應用研究”或“現狀研究”的一種更具針對性、更講有效性的表述。

　　對一個事物水準高低的總體評價，不在其“高圍”而在其“短板”。盡管多年來藝術學學理建構成就斐然，但它在“對策研究”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1.對策研究的“短板”在于“問題意識”的薄弱

　　我們所說的藝術學“對策研究”不是藝術學“研究對策”。我在有些學術機構做這一講座時，主持人往往會說成“藝術學研究對策”。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感覺到藝術學研究的某種不足，認為需要在“對策”上加以考量。其實，我們所說的“對策研究”，是對既往“應用研究”或“現狀研究”的一種更具針對性、更講有效性的表述。相比較而言，應用研究過于把重心放在基礎研究，強調的是基礎研究的“應用”；而現狀研究則過于把重心放在現狀的描述，不強調提出“問題”并進而提出“對策”。很顯然，我們較少提“對策研究”，本身就意味著針對性“問題意識”的薄弱，也意味著有效性“價值關懷”的缺失。

　　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聯性出現了某種“斷裂”。基礎研究是普遍性的學理研究，對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學識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積與升華，后者是前者的推演與修正。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關聯性的斷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礎研究”研究程序的“內在化”。也就是說，“基礎研究”過于沉迷于純粹的學理研究，不關心“對策”因而也難以在對策研究中獲取新的“學識”。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聯，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聯，這個“關聯”的斷裂，在于我淡忘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這一哲學命題。基礎研究的學理，是對既往眾多“特殊性”的分析與歸納，是藝術學研究的存量；對策研究的學識，是在新的“特殊性”面前將既往的“普遍性”加以推演與修正，是藝術學研究的增量。我們當前亟須的，是不斷通過增量的“特殊性”學識去構建存量的“普遍性”學理。

　　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關聯性的斷裂，雖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對策研究的明顯不足，但對策研究的“短板”使基礎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板短”。基礎研究的“書齋化”與對策研究的“急就章”是這一“斷裂”必然給雙方都帶來的后果。事實上，當基礎研究沉湎于“本本”之時，也同時是對策研究失語于“現象”之際。一方面，是基礎研究的“書齋化”隔絕了“源頭活水”；另一方面，是對策研究的“急就章”呈現為“水上漂萍”。這需要我們同時加強基礎研究的“對策”指向和對策研究的“基礎”意識。就藝術學對策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基礎”意識而言，我以為近年來《中國藝術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僅今年以來，就有顏榴《叩問國家美術館》（1月14日）、楊瑞慶《期盼戲曲新流派脫穎而出》（1月18日）、陳友軍《青春偶像劇中的“人”與“城”》（1月2日）、喬燕冰《能否詩意地棲居在自己的屋檐下》（2月4日）、趙勇《從搖滾到民謠：“批判現實”的音樂軌跡》（2月4日）、周思明《對當前相聲的思考和諫言》（2月25日）、慕羽《中國音樂劇發展要樹立“多變目標”》（3月4日）、劉厚生《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戲曲怎么辦？》（4月15日）、喬燕冰《中國舞者，為何難走出生存魔咒？》（4月17日）、汪人元《優秀戲曲唱腔的“新”與“高”》（5月15日）、賈方舟《寫實主義在當代的可能性》（5月29日）、劉星《中國民族管弦樂隊之思》（6月17日）、章旭清和付少武《西方“藝術終結論”對中國藝術發展的現代隱喻》（6月19日）等多篇佳作問世。可以認為，關注對策研究不僅強化了《中國藝術報》對藝術學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而且極大地提升著該報的影響力和美譽度。

　　2.“問題意識”是時代的聲音并指向“價值關懷”

　　北京大學教授何懷宏出了一部“思辯集粹”的文集，書名就叫《問題意識》。書的“代序”是何懷宏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題為《問學之路》。講演中，他杜撰了一副對聯來區別“學術”與“學問”，聯曰：“學術是大家的，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有規有界；學問是個人的，學問乃自我之心得，無端無涯”。他為這副對聯做的“橫批”叫“有學乃大”。這里的“學術”，即我們前述基礎研究的“學理”；這里的“學問”，也就是我們所說對策研究的“學識”。學術、學問關注的是過程，而學理、學識強調的是結果。在我看來，“學識”不僅是“學問”追求的產物，而且也是“學問”價值的支撐。因此我認為，“學問”從“無端無涯”來說是“自我之心得”，但從“有用有效”來說也應是“天下之公器”。

　　在何懷宏看來，“學術”首先是“學述”，即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的“述”。“述而不作”作為學術，意在“以述代作”。當然，要“述”得周全、述成系統、述出新意也并非易事。現在的“基礎研究”，當然不會“述而不作”，其“有規有界”的方式是“先述后作”，也即馮友蘭所言先“照著說”再“接著說”。如果“對策研究”缺失，這種“接著說”恐怕只會是“照著說”的邏輯推演，而非基于“對策研究”成果之“看著說”的自覺修正。與“學術”不同，“學問”的本質在于“問學”，也就是學由“問”起、學解“問”惑、學釋“問”疑。我們說“學問”既是“自我之心得”也應是“天下之公器”，在于“對策研究”強調的“問題意識”是時代的聲音，應對“問題意識”所指向的“價值關懷”是大眾的情懷。

　　何懷宏指出“學問”有“知識性的問”和“思想性的問”之分，前者如孔子的“子入太廟，每事問”，后者如蘇格拉底對知識“果真如此？”的詰問。我把這兩種“問”視為“求知之問”與“求真之問”。其實，我倒愿意視這兩“問”為我們做“對策研究”的兩個步驟，即先“求知”再“求真”。只是在求知、求真之后，我們還要“求策”——求有針對性、講時效性的“應對”之策，這個“求策”就是我們應對“問題意識”所指向的“價值關懷”。鑒于對所求之策的“價值關懷”還會有“價值”評估與考量，我們對策研究的“問題意識”一不要“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二不要“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問題意識”是時代的也是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