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園 繪

　　出版家黃書元，從1982年大學畢業進入出版界，至今已有31年；擔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兼黨委書記，也已歷十載春秋。那一口改不掉或不想改的安徽舒城官話，能給打過交道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已是大名鼎鼎、榮譽等身，他卻依舊低調做人、勤懇從業。與他相處，總能感受其溫潤情懷，其中自有書情馨香。

　　黃書元曾險些與書無緣。第一次是政治原因，1972年初中升高中，需要同學推薦、學校選拔，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選。失學的感覺刻骨銘心，渴望讀書的他，只能到鄰縣一所中學去讀了兩年高中。第二次是經濟原因，1978年高考恢復，兄弟二人同時考上大學，難得的喜事竟讓父母發愁，家庭經濟難以支持，希望他主動放棄、讓弟弟去上，他于是選了師范大學，因為可以免費。

　　這故事算不上傳奇，當時或驚心動魄，如今已云淡風輕。提及此事，是想讓人了解他的經歷、性格和命運。在家庭出身決定個人命運的年代，在有形無形的社會壓力下生存，低調處世、隱忍妥協，“夾著尾巴做人”，這些都不難理解，可黃書元還有另一面，即深藏夢想、不甘平庸，用盡努力實現自我。這個性，或許是天賦，也或許是因為與書結緣。

　　在圖書匱乏的年代，可讀之書不過伏尼契的《牛虻》、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高爾基的《我的大學》等寥寥數種。這些書既是文學經典，更是勵志之書。亞瑟、保爾、阿廖沙等，既是青春伙伴，也是人生導師，還是青春夢想的守護天使。聰穎的黃書元，應是受《我的大學》的啟發，學會了閱讀生活，把插隊農村的田間、城市房產基建隊的工廠，都當作了學習社會現實、思考人生學問的大課堂。

　　后來夢想成真，他上了大學。書山學海是如何開闊他的人生視野、熏染他的生命靈性、鍛煉他的思想水平、提升他的精神境界，都不用多說。那時的黃書元胸中溝壑萬千、壯志凌云，卻又謙遜如故。直到作為優秀畢業生優先擇業于圖書出版行業，他才一鳴驚人，令人刮目相看。這一次不是命運選擇他，而是他選擇了自己的命運：與書結緣。

　　短短幾年之后，黃書元就成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長、社長，主持“皖籍名人書系”，推出《宗白華文集》、《朱光潛文集》、《胡適全集》、《李鴻章文集》……嘉惠無數讀者。他成了獲獎專業戶，獲得國家圖書獎三次、中國圖書獎兩次、“五個一工程獎”四次，獲“安徽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等諸多榮譽。當他升任安徽出版局副局長時，安徽教育出版社家底達到數億人民幣。

　　2002年10月，黃書元調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兼黨委書記，這是一份榮耀，也是嚴峻的挑戰。人民出版社是新中國出版的旗艦，有光榮的傳統與驕人的成績，但是也有其歷史堆積的老大難題。赴任數年，黃書元就讓這艘文化巨艦平穩駛入了轉型的航道。在讀者心中，人民出版社成了“最受歡迎的出版社”；在書業評獎中，它是獲獎超級大戶，曾一次獲得國家政府大獎6項；在學術影響力方面，它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第一名；與此同時，發行量、碼洋數、利稅額每年都呈兩位數增長。

　　黃書元的成功奧妙，在于他精通業務，在出版領域具有前瞻性。在人們感嘆傳統出版業步入黃昏的時候，他卻淡定從容，因為他相信內容為王，不管媒介技術如何發展，都不可缺少內容的選擇與加工。在出版改革方面，他贊成事業和企業分開，但更追求出版社公益性本質與行業管理市場化之間的最大張力。也就是說，出版企業須講求公益性，因為這一點關乎文明根基、社會進步及國家未來；同時，事業單位也須走市場化之路，因為這一點關乎讀者選擇、項目管理、成本核算及可持續發展，并避免人浮于事。

　　更深的奧妙，在于他懂得世故人情，深知只有立足現實、尊重傳統，才能前瞻未來、圖謀發展。在現實中，任何單位的領導都須懂得平衡之術。因為在政治正確和自我選擇之間、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長期效益和短期效益之間、普及與提高之間，乃至在規章制度與人事安排之間，有無數矛盾需要解決。黃書元就有一套處理繁雜事物的功夫，一方面，他牢牢掌握著出版的要訣：“人民出版為人民”是原則；讓讀者看得懂、買得起、用得上為基礎；立得住、留得下、傳得久為目標；另一方面，在面對各種矛盾和困境時，他極少采取直接對抗的方式，而是選擇妥協與博弈并舉的方法，爭取化解矛盾、謀求雙贏。人說黃書元八面玲瓏、長袖善舞，或許是對他的一種誤讀；說他富有心計、深不可測，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的東西；在我看來，這都源自于他此生與書結緣，因此看得多，思考得自然也多，早早洞悉了世情的妙諦。

　　黃書元說，他的夢想是不僅要把人民出版社做成中國著名、世界知名的品牌，還要把它做成基業常青的百年老店。看似套話，但我相信，這是他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