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的閃光融合

——評《時代文化論要》

　　艾斐的新著《時代文化論要》，以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研究我國當代文化實踐中的前沿性問題，得出諸多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科學結論，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閃光融合。

　　全書視野開闊，導向正確，論證明晰，不僅提出并回答了文化發展中的諸多重大問題和疑難問題，而且對之進行了高品位的提升，在深入的發掘與探賾中實現了新的構建與創造。

　　——高度的理論自信。自十九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現當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我國，既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也對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的民族特色與傳統根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稀釋。甚至，在一段時間里，嘲弄、貶損馬克思主義和對民族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儼然成為一種時髦的理論現象。但該著作者不趨時、不媚俗，始終以深入的勘察和沉靜的思考對當下文化進行科學的評判。

　　綜觀該著，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如一條紅線貫穿始終。不僅如此，作者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開拓和豐富了自己的研究。作者廣聚中外文化史上的優秀成果，充分肯定域外文化所秉具的特殊價值與燭照意義。如書中在論及“生態文化的時代稟賦與先進內蘊”時，就結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對孔子的“自然——天命不可抗拒”論、老子的“回歸自然”論、莊子的“順應自然”論、孟子的“知性悉天”論、荀子的“天人聯系”論等，進行了精當而個性化的分析，從而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基礎上生動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文化觀的科學內涵與時代意義。書中還援引西方文化名人歌德、席勒、狄德羅、別林斯基、福克納、亨廷頓等的進步文化思想，作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有效資源。

　　——鮮明的實踐品格。曾幾何時，一味醉心于操練舶來的時髦理論術語而凌空虛蹈、不知所云的作法盛行文壇，使文論晦澀化、術語化成為一種時尚。但本書作者的立意和指向、行文與論述，卻清晰明朗、務實求新，既面向現實、篤重實踐，又切入脈動、把控要略，始終立足當代文化脈動與文化實踐，關注紛繁復雜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思潮，并力求在對其作出準確判斷和科學闡釋的基礎上進行全新的文化建構與理論創造，體現出鮮明的探賾勇氣與實踐品格。

　　針對某些文化創造以贏利為唯一目的，導致其作品對進步思想肆意放逐和排斥的現象，該著指出“文化的精魂在于思想”；針對影視創作中盛行的炒冷飯式的“翻拍”風、“啃老”風，該著大力倡導“不斷提升文化的原創力”；針對西方敵對勢力乘全球化之機對我國進行的文化滲透，該著專題論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防范”；針對社會上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及其相互關系的模糊認識，該著又專題論述了“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辯證關系”。

　　——強烈的創新意識。新時期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在走向繁榮與發展的同時，由于受西方現當代文化思潮中某些負面內容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種種亂象。為此，該書作者發揚馬克思主義的求實與創新精神，在著力創新的基礎上對之作了深入細致的剖析，直指其理論上的荒謬性和實踐中的危害性，以此為社會主義文化的健康發展掃清道路，不斷實現新的思想武裝與新的理論構建。

　　比如，針對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中重藝術形式、輕思想內容的傾向，作者認為：“對于文藝作品和文化產品來說，不論其觀念多么前衛，形式多么新穎，辭藻多么華麗，篇幅多么冗長，但如果棄置了思想，散佚了精神，最終也只能是一具文化的木乃伊。”同時，該著還對諸如在著意表現“本能化”“生理化”“欲望化”“感官化”的過程中，對人倫世理的否定；在所謂純“娛樂”、大“惡搞”、土“調侃”、洋“戲謔”的顛覆性和淆亂型敘事中，對良知和理性的撕裂；在曲意改變向度、刻意尋覓賣點、過于追求享樂、極度崇尚消費的所謂“時尚化”和“私人化”寫作中，對文化道義和社會良知的肆意銷鑠等，都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求實的評判。

　　這部幾近50萬字的文化學術著作的語言頗具特色，它既擺脫了以往人們常見的那種四平八穩、刻板僵化、缺乏生氣的俗套，又未追逐時下流行的艱深晦澀、故弄玄虛、不知所云的“新潮”。而是在努力尋找理論思維與藝術思維的最佳結合點，融科學的深沉與詩學的靈性于一爐。作者在書中常常以排比句造氣勢，以定語定分寸，既氣象蓊郁，又枝干明麗，在一派旖旎景象中尤顯科學有致、條理清晰，因而使得文章不但學理嚴謹，極具說服力，而且氣韻生動，文筆優美，富有感染力。（作者為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