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瘟疫》封面

《知識分子的效忠與背叛》《知識分子》

　　經濟上的飛速現代化將伊朗這樣一個具有自身古老文化傳統的東方國家強行拉進了西方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兩種觀念十分懸殊的價值觀在伊朗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發生了強烈的沖突。

　　伊朗在歷史上一直是雄踞西亞的文明古國和強國，19世紀在西方殖民主義入侵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為改變國家民族的命運，20世紀的伊朗知識分子一直在尋求一條救國救民之路，“尋路”意識成為伊朗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20世紀的伊朗經歷了四次重大政治選擇，知識分子階層都曾積極參與其中：1905—1911年發生的立憲運動是伊朗現代史的開端，知識分子階層將西方的君主立憲制視為一條拯救之路，但立憲運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1941—1953年，伊朗發生了聲勢浩大、影響廣泛的社會主義運動，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投身于這場運動中，希望用社會主義來拯救伊朗，但幾經挫折之后又失敗了；1953年之后，伊朗走的是一條全面西化之路，經濟飛速發展，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但付出的代價是傳統文化失落、社會道德淪喪，這讓伊朗知識分子階層無不痛心疾首，他們認識到伊朗傳統的宗教文化對拯救自己國家民族的重要性，逐漸回歸伊斯蘭傳統精神；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知識分子階層成為革命領導力量宗教階層的同盟軍，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證。

　　這其中，伊朗知識分子階層在國家全面西化的浪潮中向伊斯蘭傳統的回歸尤其值得我們深思。上世紀60年代開始，巴列維國王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弘揚伊朗的瑣羅亞斯德教文化傳統，強調伊朗的雅利安族屬性，意在將伊朗納入西方文化的體系中，同時強權扼制伊斯蘭教，由此引發與宗教階層的矛盾沖突。另一方面，巴列維國王自上而下地推行大力度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旨在“把伊朗建成獨具特色、君主專制政體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上世紀60、70年代伊朗經濟的近乎于瘋狂的飛速發展在當時是世界上的奇跡。70年代初，伊朗人均國民收入已列世界第9位，綜合國力大大加強，國際地位大大提升，成為一個發展迅速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而西方在較早的時間里，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其價值體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發展得相當完備。西方列強利用自己強大的國力將自己的價值體系作為一種絕對價值體系強行推向東方社會。因此，近現代以來，現代化與西方化成為一個糾結不清的難題，一直困擾著東方國家。從理論上來說，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西方國家的先發現代性使他們占據了“先發制人”的優勢，使他們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規則制定者，必然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和經濟利益——強加在這些游戲規則中。比如，曾經把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就是把西方意識形態強加于經濟游戲規則的典型事例。這是赤裸裸的硬性強加。另外還有很多隱形的軟性的強加，比如附著在因現代化而改變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文化價值觀和思維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識。

　　在伊朗，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時期，也是美國的文化強加最高峰的時期。對此，巴列維國王的雙胞胎妹妹在《伊朗公主回憶錄》中也說：“美國人搞出了一個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體地說就是要使這些國家的文化盡可能‘美國化’。”當西方把自己的現代經濟模式以“全球化”的名義推向世界時，必然把附著在經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推向世界。的確，經濟上的飛速現代化將伊朗這樣一個具有自身古老文化傳統的東方國家強行拉進了西方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兩種觀念十分懸殊的價值觀在伊朗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發生了強烈的沖突。

　　巴列維國王實行的現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發展之下，表面上國家經濟發達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實際上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根本無法解決。社會生活表面繁華的光環掩蓋之下的實際上是混亂——社會秩序的混亂，人心的混亂。信仰失落，傳統消亡，道德淪喪，整個社會色情泛濫，物欲橫流，唯利是圖，不惜采取坑蒙拐騙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斂橫財，政府官員貪污腐敗極其嚴重。倘若說傳統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讓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話，那么社會道德的淪喪則使每一個有良知的伊朗人觸目驚心。一個民族賴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瀕于崩潰的邊緣。這正是廣大民眾在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也詛咒現代化的關鍵原因。當時的伊朗知識分子紛紛在自己的作品中譴責西方化帶來的信仰沙漠化。

　　伊朗文壇領袖阿勒·阿赫瑪德（1923—1969年）的思想轉變，頗能代表伊朗相當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阿勒·阿赫瑪德先是信仰社會主義，是伊朗人民黨（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后來雖然退出人民黨，但在退黨之后的若干年內思想上仍傾向左翼。在這一時期，阿勒·阿赫瑪德在思想上是鄙視和嘲諷宗教愚昧的，這在他的小說集《走親訪友》（1946）、《我們的苦難》（1947）和《三弦琴》（1949）中有突出反映。伊朗社會主義運動失敗之后，阿勒·阿赫瑪德曾一度轉向存在主義。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起，阿勒·阿赫瑪德轉向對傳統進行探索，重新認識到宗教的力量，在其最有影響的政論著作《西化瘟疫》（1962）中，在深刻剖析伊朗文化發生異化的根源的同時，阿勒·阿赫瑪德明確認識到宗教階層能夠在抵制和消除西化瘟疫中起重要作用。1964年，阿勒·阿赫瑪德拜訪了宗教領袖霍梅尼，1966年又結識了著名的宗教學家夏里亞提，并與夏里亞提成為好友。1966年出版的朝覲游記《戒關微塵》顯示出阿勒·阿赫瑪德已經完成了思想上向伊斯蘭傳統的回歸。

　　1977年，在伊斯蘭革命的前夜，阿勒·阿赫瑪德的政論著作《知識分子的效忠與背叛》出版，明確提出知識分子階層應當與宗教階層結盟，反對巴列維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用伊斯蘭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阿勒·阿赫瑪德的主張對伊朗知識分子階層在伊斯蘭革命中成為宗教階層的同盟軍起了重要作用。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向伊斯蘭精神的回歸，有力促進了伊斯蘭復興主義在伊朗的發展，并成為伊斯蘭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知識分子階層是一個社會中最理性的階層，伊朗知識分子階層的“背叛”，意味著巴列維政府已經徹底失掉民心，焉有不亡之理。1979年1月31日，面對全國范圍內的要求推翻巴列維專制政權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游行，巴列維國王感到大勢已去，棄國出走。3月31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

　　作者簡介：穆宏燕，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東方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