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繪草明像

    今年6月是草明同志的百年誕辰。

　　1946年，草明同志作為一名知名的作家從延安來到從日寇統治下解放不久的哈爾濱市以后，我就認識了她。那時我剛滿20，在哈爾濱市中蘇友好協會工作。友協聚集了一批延安老同志，她也常去那里。

　　記得1947年，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30周年，中蘇友協舉辦了一次蘇聯照片展覽，解說詞是我譯的。草明很認真地看了展覽，然后親切地對我說：“你的漢語不純，應多看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好好學習。”此前我從沒有想過語言不純的問題，以為會漢語就可以了。后來她還就此事給我寫了一封信。

　　我生長在敵偽統治下，受的是奴化教育，草明的話立刻使我意識到日寇不僅摧殘了青年人的心靈，也摧殘了語言。幾十年來，草明的教導一直牢記在心。

　　最早被蘇聯重視的作品 

　　我比較注意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影響，特別是在蘇聯的反響。

　　在這里談一談草明與蘇聯有關的問題。

　　早在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蘇聯漢學家艾德林在《旗》雜志第8期發表了論文《民主中國文學中的新人形象》，他以草明作品為榜樣，展示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勢頭。這是蘇聯介紹草明同志最早的一篇文章。

　　1949年10月2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天，艾德林又在蘇聯《文學報》上發表了《上升中的中國文學》，介紹草明、丁玲、趙樹理和周立波等作家。

　　1950年，草明的中篇小說《原動力》被譯成俄文，在莫斯科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的譯者是莫斯科東方學院教員羅加喬夫（即原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的父親）。同年12月31日蘇聯《文化與生活》報發表了伊萬科、卡西斯和奧夫琴尼科夫等人的贊揚文章；翌年《新時代》周刊（1951年第49期）上也刊出扎羅夫的評論文章《關于中國工人的故事》。同年莫斯科出版的《中國短篇小說集》收入草明的《咱們的女區長》。

　　1951年3月24日蘇聯《文學報》上發表了她應邀寫的《作家與生活》一文，同年9月29日該報又發表了她的文章《通向幸福之路》。

　　1953年5月3日《真理報》刊出她的《新生活之路》。

　　1953年蘇聯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中刊登了草明的幾篇短篇小說。

　　1954年蘇聯出版的大百科全書中，在介紹中國文學時指出：“女作家草明的中篇小說《原動力》（1949年）極有影響，小說展示了工人們的道德與政治的成長”，又說長篇小說《火車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主題”。

　　1954年1月1日《爭取持久和平與為人民民主》雜志上刊出她的報告文學《鞍山的人》。同年9月16日蘇聯《文學報》刊出她的《為人民而創作》。

　　蘇聯文學界一直把刻畫工人形象擺在創作的首要地位，所以他們當時那么重視草明的作品并非偶然。

　　1961年莫斯科又翻譯出版了她的中篇小說《小加的經歷》。

　　1975年蘇聯簡明百科全書專門刊登了漢學家里謝維奇寫的一條關于草明的介紹。

　　草明是新中國最早一位被蘇聯輿論界重視的作家。

　　旅途中蘇聯作家的邂逅 

　　1956年10月，我曾陪同波列沃依等三位作家訪問了中國。

　　11月初，我們從廣州去武漢。在軟臥車廂里我突然見到了草明同志。我告訴她，我陪同波列沃依等人去武漢，準備參觀長江大橋工程。她說：“回頭我去拜訪一下這三位作家。”波列沃依在他后來發表的《中國三萬里游記》一書中有過這樣一段描寫：“火車已經穿行在綠油油的山嶺之間，風景變得更加郁郁蔥蔥。碧綠的河水，煙波浩渺。當我們正在欣賞風景時，有人敲響了我們車廂的門。門口站著一位嬌小清秀的婦女，身穿紅色短上衣，下身是灰色絨布褲子。面孔有些熟悉。她站著，在微笑，多少帶點調皮的目光盯著我。在蜿蜒于中國綠油油莽蒼蒼山叢之間的火車上怎么能遇見熟人呢？”“地球變得擁擠了，如同一個小縣城，這里的居民彼此都相識。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見過這位婦女呢？”

　　波列沃依終于認出來了。“原來她是中國著名的女作家草明。我在一些國際會議上見過她，后來在蘇聯與她相識，她在蘇聯曾短期逗留過。”

　　波列沃依在文章里對草明作了這樣地介紹：

　　“她現在住在鞍山，生活在中國第一大鋼鐵廠的工人中間。她撰寫有關他們勞動業績的長篇小說，撰寫中國勞動人民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一切新的、不尋常的事物。這位女作家生在南方，但已經很久沒有回過故鄉，總是抽不出時間來。這次是她多年以來第一次請短假，去了一趟廣東。那兒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長大，那里有她的親屬。”

　　過了一天，三位蘇聯作家來到了武漢，參觀了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工地上熱火朝天。波列沃依在他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一切都很有趣。橋是橋，可是我不由得在觀察和我們一起來到此地的草明。我們一踏上工地區域，立刻明白了，這位瘦小的女人在工人當中是自己人。陪同我們的中國工程師幾乎來不及回答她的提問。我們既聽不懂問題也聽不懂答案，但是不用翻譯也可以明白，那是專家與專家在交流……她以一種特有的敏感——這是藝術家長期生活在工人或農民之中時才能養成的——能夠抓住最關鍵的問題、最本質的東西。”

　　和波列沃依同行的另兩位蘇聯作家是加林與扎雷金。加林參加過報告文學集《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一書的編寫工作，年齡較大，身材較胖，頭發疏稀，動作有些笨拙。另一位是扎雷金，中年的作家，西伯利亞人，工程師出身，機靈好動，對什么都感興趣，他們是這方面的內行。他們在平臺上走來走去。

　　波列沃依的小說《真正的人》在蘇聯中國讀者中影響深遠。他寫作勤奮，為人幽默，善于從意想不到的角度觀察人生。

　　波列沃依、加林和扎雷金都已先后逝世。我想起加林說過的一句話：“這么瘦小的一位婦女，在這么龐大的現代化工廠里任職，這么認真地忙碌和與工人交談，我相信，她一定會寫出令人震驚的作品來。”加林的話應驗了。幾年后，草明又推出了她的長篇小說《火車頭》、《乘風破浪》和《神州兒女》。

　　第一次見到譯者的畫像 

　　草明搬進北京東河沿作家樓之后，我幾次去看望她。她的書房里擺滿鮮花，墻上掛滿書法家、畫家、詩人們的書畫，寫字臺上擺著魯迅先生的瓷像。她坐在沙發上與我交談，回憶幾十年前的往事。

　　她的記憶力好得驚人。她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在哈爾濱、在沈陽接觸的日子。很多事我都忘得干干凈凈，可是她記憶猶新。她說，1947年，我曾為她的短篇小說集畫過封面，由哈爾濱光華書店出版，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這件事來。我說，她那時對我的譯文提出過批評，說我的漢語不純。她卻說，這事她不記得，顯然是在給我保留面子。

　　上世紀90年代末，我再去看望她時，她的房間沒有什么變化，穿著仍然干干凈凈，白發梳得整整齊齊，面孔白晰，一雙黝黑的明亮的大眼閃閃發光。她談到魯迅先生的葬禮，談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主席的接見，談到在工廠的生活體驗……

　　我最后一次看望老人是2000年2月。那時恰逢漢學家羅加喬夫誕辰90周年。中俄友好協會為這位杰出翻譯家準備舉行一個紀念會。我為羅加喬夫畫了一幅肖像，想請有關的人士在畫上簽名，送給他的后人留作紀念。

　　我想起草明的《原動力》就是50年前羅加喬夫譯成俄文的。后來東歐一些國家根據俄譯本又轉譯成本民族的文字，使各國讀者通過這部小說認識了新的中國。

　　我來到草明的家。她和往常一樣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但她的聽力顯然差多了，說話反應也有些遲鈍，但臉上一直堆滿微笑。

　　她使用的是油筆，她的字剛勁有力，拿筆的手一點也不顫抖，看不出是一位87歲的老人在寫。她看了半晌羅加喬夫的肖像，若有所思，然后像似自語地說：“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我的作品的俄文譯者……”她輕輕點了一下頭，接著說，“請代向羅加喬夫家人轉致我的敬意……”我告訴她，羅加喬夫的兒子就是當時的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她睜大明亮烏黑的眼睛，望著我，既有些高興，又有無限的感激。

　　2002年11月初，俄羅斯著名漢學家索羅金來我國進行學者訪問。我們交談許久，談及草明的作品在蘇聯的翻譯與介紹時，他說：“我也是最早介紹草明的俄羅斯人之一。當年是我和艾德林一起寫了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的書，其中有一段介紹了草明創作的工人形象。”

　　草明是第一位深入我國工廠企業、長期生活在工人當中的作家。她關心工人，歌頌工人。她是工人的歌者。

　　草明同志不僅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也活在俄羅斯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