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殺戒》的導演到底是章家瑞還是竹卿？這是一個問題。這部將于6月9日公映的影片近日卷入了一場署名權風波：章家瑞表示自己才是《殺戒》的真正導演，合同規定自己對影片擁有最終剪輯權，而這個公映版本是身兼投資者與導演兩職的竹卿在未經自己同意的情況下重新剪輯出來的，因此屬于違約行為；而竹卿則表示，自己與章家瑞在影片剪輯方面產生分歧后，曾與剪輯師張一凡做過溝通，并再做剪輯，且合同中只提到章是“藝術把關”，并未有最終剪輯權這樣明確的規定，因此片方并沒有凌駕于章之上。

　　雙方各執一詞，圍繞的中心問題就是影片的最終剪輯權究竟該屬于誰。近年來，《肩上蝶》《假裝情侶》等電影的制片方與導演都因為終剪權的糾紛而搞得不歡而散，甚至對簿公堂；就連電影產業發展已十分成熟的好萊塢，最近也出現過《夢宅》導演吉姆·謝里丹因影片最終剪輯版與自己的創作初衷相去甚遠而要求將自己的名字從影片導演欄中去掉的事件。

　　事實上，最終剪輯權之爭，在電影界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好萊塢斯坦利·庫布里克、大衛·芬奇等大導演都曾因剪輯權的歸屬問題與制片方分道揚鑣，并否認制片方剪輯的公映版本是自己的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制片人與導演就像是一對矛盾對立體，似乎永遠難以調和——制片人通常更關心影片所帶來的收益，因此習慣于站在觀眾的立場思考問題；而導演則大多更注重藝術品質，所以習慣于從藝術的角度思考問題。一些制片人認為導演過于自我，剪輯出來的作品曲高和寡；而很多導演又認為片方過于趨利，時常為了商業而毀掉藝術。

　　自電影誕生之日起，制片人與導演的博弈就從未停止過，而在產業發展成熟、工業流程規范的好萊塢，制片人一般都是這場角力的勝利者。在嚴格遵循制片人制的好萊塢，制片人能夠掌控從投資到劇本，從拍攝周期到影片剪輯、發行、上映在內的各種事務，即便是像詹姆斯·卡梅隆、史蒂芬·斯皮爾伯格這樣擁有終剪權的大腕級好萊塢導演，也通常會將自己擺在制片人的位置上去思考問題；而在以導演中心制為主的中國，影片的主題與風格在更大程度上是導演決定的。

　　究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導演太“牛”，而是因為我們太過缺少專業合格的制片人。好萊塢成功的制片人大多都是全才，他們對市場情況、資金運作甚至政治環境都了如指掌，因此其做出的決定大多是符合市場規律的。他們的決定也許多少會影響導演的個人藝術表達，但這種犧牲是建立在擴大影片收益的基礎之上的。反觀國內的一些制片人，他們十分希望能夠正面影響影片的創作，但由于自身水準有限，反而會在干擾導演創作的同時降低影片的收益，最終落得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結果。以《殺戒》為例，我們不知道章家瑞剪輯的版本是何樣貌，單論此次即將公映的版本，許多觀眾在點映后都表示該片“無章法、敘事混亂”。

　　當然，中國電影真正實現產業化不過10年時間，硬要強求我們的制片人個個都像好萊塢同行一樣專業是不理智也不現實的。在現階段，誰更專業，誰就擁有最終剪輯權，亦不失為一種折中的制片方式。因此，《殺戒》紛爭為我們帶來的最大啟示，并不是影片的終剪權究竟是該歸制片人還是該歸導演，而是我們應如何在盡可能不傷害作品藝術品質的前提下讓影片的收益實現最大化。去年暑期獲得超過7億元票房的《畫皮2》的導演烏爾善曾多次表示，這部影片的勝利就是制片人制度的勝利——該片制片人龐洪在充分保護烏爾善團隊創作積極性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方式拓展了影片的市場空間。如果中國電影產業能夠擁有越來越多龐洪這樣專業的制片人，那么“影片終剪權究竟該屬于誰”的問題，就將會被“影片如何才能剪輯出最佳版本”的問題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