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四個晝夜” 盡展偉人情懷 

——專家研討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 

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劇照 

　　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里，最常出現的聲音就是鐘表的“滴答滴答”聲，導演陳力是想通過這樣細微的聲音向觀眾傳達一種緊迫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種種原因使然，全國很多省市都遭遇了極為嚴重的饑荒，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便將故事背景放置于這個充滿緊迫的特殊時期。

　　在影片中，孫維民飾演的周恩來乘專列來到革命老區河北武安伯延考察，卻發現公社干部郭鳳林有心隱瞞當地災情。周恩來心里很清楚，以郭鳳林為代表的伯延人民是怕自己的困難讓黨中央操心，影響全國這盤大棋。于是，他以一片真心，展開了這場充滿艱難而又感人至深的調研之旅。日前，中國影協和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分別主辦了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的觀摩研討會。

　　“拍攝影片的初衷，就是想讓人們不因時間的流逝而忘記那段艱苦的歲月和人民的重托。”導演陳力表示，“影片通過各種方式，將周恩來崇高的品格，以及村民們對黨和國家的一片赤誠展示了出來。”

　　為了盡可能捕捉50多年前伯延人民公社的歷史質感，陳力帶著主創團隊多次進駐冀南革命老區，進行采訪與體驗。“深入生活就像是經歷了一場靈魂的洗滌。無論是前期到農村調研，還是后來到伯延鎮拍攝，我們都能深深感受到農民耕種與收獲的不易。”陳力說，“不同時期成長起來的人，對糧食的看法可能會有所不同。如今生活雖然富裕了，糧食產量連年提高，但我們不能忘了本，絕不能忘掉勤儉節約的老傳統。”

　　以陳力、孫維民為代表的主創團隊傾盡心力創作的影片，得到了專家們的贊賞與認同。著名文藝評論家李準指出，《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最成功之處就在于很好地處理了“史詩與虛構”的關系。“在很多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中，實與虛的關系都沒有把握好——寫得太實，就無趣；寫得太虛，就虛假。而這部影片的特點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李準說。

　　“影片中周恩來考察的伯延只是一個小地方，遇到的人也都是些基層干部和村民，這就為藝術創作與加工提供了充足的空間；而與此同時，周恩來此行的核心目的，卻是為了調研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科學性，這絕對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李準繼續分析道，“其結果就是，一個小小的伯延公社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正是在這一‘大’一‘小’之間，我們發掘了真實的歷史，也看到了生動的人物。”

　　《中國電影報道》制片人張衛對李準的觀點表示認同，在他看來，鮮活的人物無疑是《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最大的亮點之一。“且不論郭鳳林、張二廷等伯延村民的生動與質樸，就說曾被無數影視作品表現過的周恩來總理的形象，也頗具突破性。”張衛舉例分析道，“打算領養張二廷的小兒子被婉拒后，周恩來是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如果換做是我，能否承受這骨肉分離之痛？而當家中貧困的老奶奶為周恩來送上親手制作的面條時，他所考慮的，則是‘我不吃，老奶奶心里永遠都會有個疙瘩’。影片中的周恩來，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處理問題，可敬而又可信。”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趙衛防則對影片的宣傳發行提供了可行性建議。他說：“本片具有歷史揭秘色彩，比如片中的公社食堂，很多年輕的觀眾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這是影片獨家的看點；另外，像影片中出現的落子戲，也非常具有民俗性，具有視覺奇觀的特點。當然，跟歷史揭秘性相對的則是現實性，影片的沖突點就在于郭鳳林善意的謊言，這也具有當下性——當下的老百姓也很渴望跟政府、跟領導人對話，希望把民情傳達給高層領導。”

　　對于影片的藝術風格和劇作特點，趙衛防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海洲都表示了肯定。趙衛防說：“影片中引而不發的情感、含而不露的表達都讓我想起了陳力導演的另一部電影《愛在廊橋》。”王海洲認為，“影片中群眾演員的表現非常好，找一群群眾演員來容易，但是讓每個人都那么投入很難。送別總理那場戲，群眾對總理的愛戴表現得那么細致，這充分體現了導演的功力。郭百歲發自內心地認為兒子善意地欺騙總理是不對的，痛打責罵；但他又愛子心切，生怕總理真的撤了兒子的職。這些都是符合這個人物的性格和規定情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