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編劇高峰論壇把脈劇本創作

電影編劇要講述人類共同的話題

　　◎ 在眾多編劇看來，缺乏常識、缺乏人性已成為中國電影劇本創作的痼疾。

　　◎ 電影是藝術，不是宣傳工具，教育觀眾的前提是感染觀眾。

　　◎ 東西方文化對同一個故事的不同詮釋是必然存在的，我們不能強行彌合這種差異性。

電影《錢學森》劇照

　　在不久前的某次論壇中，軍旅作家柳建偉對《泰囧》《西游降魔篇》等賣座影片劇作的導向性問題提出批評，引發廣泛關注。事實上，柳建偉的言論之所以能夠掀起如此之大的波瀾，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電影的社會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強，《泰囧》這樣的影片在都市中已近乎無人不曉。也正是因為電影業已成為廣大民眾最重要的文化消費品之一，國產電影中許多過去容易被人們所忽略的瑕疵，才會顯得愈發“扎眼”——劇作的問題，無疑是其中最“扎眼”的一個。

　　4月19日，中國電影文學學會、中國作家雜志社在浙江紹興舉辦了名為“中國電影編劇高峰論壇”的創作研討會，王興東、韓志君、黃亞洲、趙葆華、艾克拜爾·米吉提、孫毅安、汪海林、王浙濱、閆剛、高大勇、費明、賀子壯等20余位著名編劇齊聚魯迅故里，為中國電影劇本創作的發展之路出謀劃策。

　　在眾多編劇看來，缺乏常識、缺乏人性已成為中國電影劇本創作的痼疾。韓志君指出，編劇必須真誠、真實并且富有遠見地表現生活，不應被一時的權力或潮流所把控。“‘文革’時期紅極一時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將彎彎繞、小算盤等今天看來極其鮮活的人物打上‘為富不仁’的標簽并狠狠批判，這種創作手法在當時贏得了廣泛的擁護，但現在看來無疑是反常識的。”韓志君說，“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當人們逐漸認識到追求財富其實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現實的沖動，是最世俗也是最崇高的理念，是最卑微也是最偉大的行為’時，《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曾經的光彩就會變得無比黯淡。”

　　曾創作過《錢學森》《沒事偷著樂》等電影劇本的孫毅安看過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后感覺很不舒服，并預感到這部影片難以被更多國家的觀眾所接受。“這的確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影片，但劇本所表達的價值觀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果不其然，一位美國朋友看完影片后問孫毅安，為什么你們的創作者認為妓女就可以代替女學生去死？難道女性的尊嚴是有差別的嗎？這些妓女活著的時候已經經受了那么多苦難，為什么還要讓她們做替死鬼？“面對這樣的疑問，我無言以對。”孫毅安說，“我不能對外國人說‘玉墨’們的行為是高尚的，因為他們并不認同這種‘高尚’。”

　　孫毅安記得香港導演陳可辛來內地拍片后曾經如此吐槽：孩子們在香港上學時，老師告訴他們你首先要愛自己，然后才能愛家人、愛老師同學、愛這個社會；但在內地，孩子卻被教育首先要愛國、愛集體。“我們拍了那么多英模片，觀眾為什么不愛看？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論雷鋒、焦裕祿還是孔繁森、牛玉儒，都在青壯年的時候去世了。有些孩子看過影片后會問父母：我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都不得善終呀！”孫毅安說，“你看美國電影，好人最后的結局都是家庭美滿、生活幸福，好人有好報，我認為這種導向才是正確的。”

　　孫毅安對英模片的觀點得到了編劇賀子壯的認同：“電影是藝術，不是宣傳工具，教育觀眾的前提是感染觀眾。”幾年前賀子壯曾參與過華表獎的評選工作，在短時間內集中觀看了大量主旋律電影，他發現這類影片的一個通病是簡單直接地將主人公“神化”。

　　有人質疑，廣受歡迎的好萊塢大片里不是同樣有神一般的英雄嗎？“他們的英雄要么是與普通人大相徑庭的‘超人’，比如蝙蝠俠、蜘蛛俠；要么是境遇所逼，不得不奮起拼搏，救別人也救自己的‘孤膽英雄’，比如《碟中諜》《颶風營救》里的主人公。這樣的英雄與我們電影里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賀子壯的分析也為國產英模電影的創作提供了某些參考：我們的英雄不能總是被抽象的信念所支撐，也不能成為說教的機器，他們應該跟我們一樣，是一個有欲望、有缺點的普通人——正如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中喬安山那樣的人物，才是真正能夠打動觀眾的英雄。

　　《金陵十三釵》《讓子彈飛》等國內熱門影片折戟北美影市的經歷，讓制片人、編劇王浙濱回憶起了自己創作電影《芬妮的微笑》劇本時的往事。“我在一部紀錄片中看到了奧地利老人瓦格納夫人的故事——60年前她追隨自己的戀人漂洋過海，在中國鄉村里生活了半個世紀，其間經歷無數戰爭動亂，卻始終不離不棄地摯愛著她的丈夫。”王浙濱說，“在與奧地利制片人溝通的過程中，我發現他更關注人性和人內心的秘密，關注光明與陰暗、生存與死亡；而我則更注重大時代中的人物命運，關注人物置身于環境中的歡樂與幸福、苦難與掙扎。就是在這種觀念不斷碰撞的創作環境中，我完成了《芬妮的微笑》的劇本寫作。”

　　影片拍攝完成后不久，王浙濱在蒙特利爾電影節上看到了奧地利電影人拍攝的同題材影片《橋那邊》。《橋那邊》一開始就是一個18歲少女的決定，她要到中國去，要嫁給父親警官學校的中國學生，全片故事正敘，從少女到老年；而《芬妮的微笑》則是娓娓地講述：一位八旬老人，中國農婦裝束，歐洲人的面孔，回憶伴隨著人物命運跌宕起伏而展開故事情節，影片結束于她站在丈夫墓前的場景。“東西方文化對同一個故事的不同詮釋是必然存在的，我們不能強行彌合這種差異性。沒有一部電影適合所有國家、地區的所有觀眾群觀看，每部電影都有它的受眾局限性。文化上的相互碰撞，同時也意味著相互觸合，關鍵是要講述人類共同的話題。”王浙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