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呼蘭》

曹明霞 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從小說敘述的時間來說，曹明霞的《日落呼蘭》可以說是蕭紅《呼蘭河傳》的續篇。蕭紅筆下20世紀20年代呼蘭河畔民間的貧苦、愚昧、迷信、麻木一如既往，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又雪上加霜，苦難變成了災難，悲涼變成了悲哀。在《日落呼蘭》中，不要說普通的受難群眾，僅僅死難者就是一個長長的名單。

　　剛強的，柔弱的，勇敢的，膽小的，迷惑的，幼稚的，自私的，貪婪的，霸道的，殘忍的，良心未泯的，偽善真惡的，都在戰爭的浩劫中受難受死，誰也不能違背戰爭的邏輯。必須寫到各色人等的橫死、暴死、慘死、冤死、無辜的死、活該的死，否則就無法揭示戰爭的非人性、非理性，就無法有力地暴露戰爭的罪惡與荒謬。譴責戰爭，詛咒戰爭，是小說的主題，然而又不能把《日落呼蘭》籠統地說成是反戰小說。小說對日本侵略者搶劫殺人的暴行，對歸屯并戶、實行街村制的殖民統治，對開礦山、伐林木、修鐵路、建機場的經濟掠奪，對許多中國勞工喪身礦井、在火鋸廠里斷指盈筐的罪行都有充分的揭露，并多次借鐵驪鎮百姓的口指出，客人來到主人家，又搶又奪，又捉又殺，上逆天理，下悖人情，是不能接受的，從而沒有陷入不講歷史是非的泛人道主義的偏頗。《日落呼蘭》不是一般的反戰小說，而是一部在回顧與審視日本軍國主義者由囂張到潰敗、由炙盛到衰落的歷史之后，擺下亡靈為祭品，發大心愿，遙祭無數個無罪有罪的亡靈，發愿人類世界應該永久和平的祈禱之書。作品盯住的不僅是那些在戰爭中毀滅的人，更是那個制造人的毀滅的戰爭。長篇小說不怕說小故事，怕的是沒有大情懷，《日落呼蘭》就是一部從小鎮說起，在大格局大視野中體現大情懷的大書。

　　背靠1931年到1945年東北抗戰這樣的大背景，面對小鎮、平原、山林、雪原這樣的大場面，涉及百姓、抗聯、日軍、開拓團這樣紛繁的故事，把人物活動納入到15萬字的小說中，需要何等的腕力！作家沒有擺出一副指天畫地的架勢，只是用一支纖筆樸實平靜、工筆細描地講述著這片苦難土地上的日常生活，像一個早已流干了淚水的老人，回憶那些已經遠逝卻仍然活在她心中的往事，細節飽滿，具體而微，清晰真切，舉重若輕，整個小說像一篇故事版的21世紀的《吊古戰場文》，像一幅小說版的油畫《希阿島的屠殺》。細節飽滿往往篇幅就不容易控制，《日落呼蘭》剪裁果斷，基本上不做情節過程敘述，使作品情節跳躍而不失連貫，敘述從容而不拖沓，語言精煉而不干澀，顯出作家寫作經驗豐富，在結構和語言上用足了功夫。

　　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功，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作品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戰士。從14歲到28歲的洪慶山勤苦能干，善良仗義，又膽小怕事，是一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人見人愛的好青年。他是家庭勞力的頂梁柱，也為日本人干活掙錢。他拒絕加入憲兵隊當特務，也不肯進山加入“山林隊”，他只是希望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老老實實過日子，誰也不招誰，誰也不殺誰的人”。最后在患難中與日本女人花田生下一兒一女，花田死后，又命中注定地要與日本姑娘純子一起度過剩下的日子。你可以不贊同他的和平幻想，卻深深理解和贊同他的和平愿望。在他卑微的身軀里，有一顆與全人類相通的高尚的靈魂。選擇這樣一個非英雄少血性的中庸人物在抗戰作品中做主人公，還是第一次出現。

　　第二是全書14章，從第5章起，日本來了開拓團。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就有小規模東北移民。1932年后，向中國東北移民成為日本國策，其目的是逐步改變滿洲的民族構成，永久占領東北，同時作為準軍事組織，儲備后備兵員。大規模的經濟“開發”使東北人民破家失地，成為日本人的廉價勞動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東三省秩序一片混亂，饑餓、寒冷、怕報復，“日本男人瘋狂地采用多襄井的辦法，殺死老婆孩子，再自殺，有縱火的，有爆炸的，一家一家的死，一片一片的燒毀房屋”，還有許多開拓團移民后來成為日本政府的“棄民”，反而是中國群眾收養了許多日本棄兒。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出現在小說里，具體地展現出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反對和遏制罪惡的戰爭，應該是全人類的事業。相比起來，個別作品讓侵華日本兵在臨死的時候，從口袋里掏出妻女的照片，以顯示日本兵也有人性，就顯得幼稚淺薄了。

　　《日落呼蘭》發表在日本政府策劃“購買”釣魚島鬧劇引發中國東海局勢緊張之際，不知道作家的祈愿能否得到國際政治家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