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外景

　　帝制終結，民國創立，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正式成立；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兩館合并，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式掛牌，改擴建計劃隨之啟動；以“啟蒙的藝術”作為新館開館大展，一縷新鮮空氣撲面而來……跟隨熒屏上的時光回溯，中央電視臺與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攝制的6集大型歷史人文紀錄片《國脈——中國國家博物館100年》1月1日起在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一經播出，就憑借首次對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歷程的清晰梳理，聚焦了不少觀眾尤其是文博愛好者的目光。中央電視臺副總編輯李挺表示，以這部精心創作的“歷史感很強，文化味很濃”的自制文化紀錄片作為開年力作，實為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的創新之舉。

　　在100年的歷史變遷中，中國國家博物館從1912年7月9日成立至今，已發展成為世界上建筑面積最大的博物館，并躋身世界大館之列。《國脈——中國國家博物館100年》的最大特色是按時間順序分為6個歷史時期，《殿堂》《陳列》《聚寶》《扛鼎》《大美》《公器》每集時長50分鐘，配合所屬時代特征賦予的獨特影像風格，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歷史上的3次文物大征集、兩大基本陳列從無到有、基礎工程的創新開拓、令人矚目的兩館合并，以及改擴建工程建設和國際文化交流等內容，進行了詳細而深入的講述。該片的攝制不僅真實再現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百年歷史，更折射出中華民族在這100年間從衰敗走向自強繼而走向復興的全過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稱贊其為一部具有史學價值、審美價值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文化大片。

　　《國脈——中國國家博物館100年》的主創人員來自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當時這里還在熱火朝天地裝修，我們生怕碰到建筑材料上的釘子”，如今，身處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的該片制片人兼總導演閆東介紹說，這部紀錄片的前期策劃是從2010年夏開始的，收集資料、調查研究、撰寫腳本、實地拍攝、搜索素材、合成制作，在歷時兩年的艱辛創作中，不僅記錄了諸多文物和博物館的百年變遷，更把具象的鏡頭語言轉換成了抽象意義上的光影實體。

　　眾所周知，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文物由初期的幾萬件增加到現在的120萬件，眾多國之瑰寶自然成為《國脈——中國國家博物館100年》的“主角”之一，相信這也是很多觀眾最希望在片中欣賞到的。據悉，攝制組對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200多件國家一級文物進行了重點拍攝，其中，華縣陶鷹鼎、賈湖骨笛、明萬歷孝靖皇后嵌珠寶點翠鳳冠、虢季子白盤、石寨山貯貝器、王處直墓出土浮雕武士石刻、徐揚繪乾隆南巡圖卷和劉貫道繪忽必烈畫像等難得一見的珍品，無疑令人大飽眼福。而用影像記錄下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地庫現狀、文物修復等內容，也堪稱鮮為人知。“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西沙水下考古、‘復興之路’展覽等不可復制的新聞事件，我們都進行了及時跟蹤和記錄。”該片執行總導演徐潔如是說。

　　展現珍寶只是其一，體現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的厚度才是核心所在。透過閆東的講述得知，《國脈——中國國家博物館100年》的拍攝地遍布全球，攝制組不僅在北京、安徽、江蘇、云南、廣東、海南、甘肅、河北、內蒙古、西沙等國內的28個地區進行了采訪，更前往歐洲，對大英博物館、德國柏林博物館群、梵蒂岡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和法國盧浮宮、凱布朗利博物館等所在的16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取景。為生動呈現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各個歷史時期，攝制組還對文化部部長蔡武、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漢斯·馬丁·辛茲、德國外交部部長古多·韋斯特維勒等在內的127位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和歷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進行了前后3次的深度訪談。

　　紀錄片需要用畫面說話，但在百年歷史長河中，影音資料的匱乏成為困擾攝制組的一大問題。為解決這個難點，該片在資料的使用上更加有所突破，導演組對所有影像資料進行了細致整理后，寶蘊樓點交起運儀式、雁翅樓瓷器搬運、國家文物局劃撥中國國家博物館文物移庫工作等珍貴影像第一次與觀眾見面。“在第一集中，觀眾將看到13幅專門創作的精美版畫，它們不僅凸顯了上世紀初的藝術格調，更填補了魯迅、蔡元培等重要人物影像的缺失。”徐潔告訴記者，該片還適量使用了情景再現、時空轉換等剪輯手段，根據史實對《開國大典》的創作、武英殿展覽等重要事件進行了演繹。同時，對老一代國博人的采訪口述，也填補和再現了博物館初創時期的部分歷史細節。一口氣觀看完該片后，中國電視紀錄片學會會長劉效禮感嘆道：“這部紀錄片故事講得好，存真、動情，解說詞具備哲學意味，可謂‘現在就是歷史’。”另一方面，在中國傳媒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看來，該片給殿堂中的文物以生命的穿透力，是創作者理念在語體、語態上的創新。例如，為從立體視角記錄下為博物館事業奉獻一生的國博人和走在科技前沿的博物館文物保護與水陸空三棲考古項目等內容，攝制組動用了航拍、水下攝影、Motion control等高端攝影技術；而在片頭設計和部分文物的展示中，主創人員使用的三維動畫等創新手法，則讓觀眾能有一種全新的視覺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