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紅高粱》之后到90年代后期大約十年間，莫言開始進入長篇并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歡樂》《紅蝗》，長篇《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國》《天堂蒜苔之歌》等。特點是有點刻意追求形式的現代與西化，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象的重復，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作品開始疏離讀者，也遭到了批評界的嚴肅批評。

　　從世紀之交的《檀香刑》開始，莫言又回歸了傳統。那個很熟悉、很親切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間、回到了說唱藝術，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都屬于這個階段。

　　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首屆招生，從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共招收了35個學員。我當時從福州軍區的矮子里面拔將軍，撿了一個“大漏”，稀里糊涂就考進來了。結果一報名，方知與當時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當紅作家成了同學甚至“同居”（宿舍），慶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氣短。開學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與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問他姓甚名誰、來自什么單位、寫過什么作品，他靦腆一笑，說我叫管謨業，也沒寫過啥，總參沒人，讓我頂替來了。當時一聽，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覺得我雖然差，竟然還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憐”之感，對他投以憐憫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發現上當了。在第一次全系會議上，系主任徐懷中先生向大家簡略介紹了開辦文學系的背景、動機和設想之后，就談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舉例說明，其中尤為滿意的一例竟是管謨業，筆名莫言！說他的報考作品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為著名前輩孫犁先生賞識，認為有點“藝術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寫得“空靈飄渺”。結論說，如果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說評獎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語一出，全場皆驚，都不免用目光來追逐莫言，只有我慚愧地低下了頭，心想，什么“同病相憐”，那純屬美麗誤會，其實他沒“病”，是我有“病”。這小子挖了個坑，把我裝進去了！

　　從此，同學們都對管謨業刮目相看，但管謨業堅持沉默是金的信條，一般場合極少開口，真正開始像他的筆名一樣，只寫而“莫言”了。而一旦開言，就不得了。

　　開學不久，徐懷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學的著名作品的討論會，不期然莫言跳出來放了一炮，對其作品語言大加撻伐，不留情面，語辭犀利得連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會。同學們說，莫言莫言，不言則已，一言驚人。也因此，莫言給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壓力：你說如此公認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寫一個好的給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絕境。那時文學系的寫作浪潮是一浪高過一浪，每個屋子4個人，一到晚上都點燈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時就等于是作品發布會，說誰誰誰昨晚又寫了一個短篇，誰誰誰又寫完了一個中篇，然后又是《收獲》《昆侖》哪里哪里要發頭條！直聽得我輩心驚肉跳。此間，莫言不動聲色，每晚悄悄溜進階梯教室里埋頭筆耕。待到年終，終于“爆料”：莫言寫出一個中篇小說，徐主任如獲至寶，親自將題目《金色的紅蘿卜》改為《透明的紅蘿卜》，并推薦給文壇泰斗、《中國作家》主編馮牧先生了！隨后就是這棵小小的“紅蘿卜”輕輕地撼動了中國文壇！

　　我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過頭來看，坦白地說，當時我們只覺得《透明的紅蘿卜》好，清新，靈異，空濛，飄渺，詩意，但要從理論上說個一二三也都暈菜。當時也就是《中國作家》為此召開了座談會，會后發了個紀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從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為我一下子讀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彈般拋出的短篇《白狗秋千架》《枯河》《大風》，中篇《球狀閃電》《金發嬰兒》等一批作品，徹底把我征服了。我當即作出兩個判斷：1.這是新中國以來寫農村題材最好的小說；2.我遇到了在創作之路上永遠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個判斷我興高采烈地到處宣講，與同學們分享。結果卻遭到普遍的質疑，甚至抵制。大意是，莫言寫得有這么好嗎？這么年紀輕輕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幾，你憑什么敢如此放言？這下子，無疑等于我也給自己施了個壓，逼上了絕境。怎么辦？說不清、辯不明，那就寫，寫出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且，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里的第二個判斷，既然認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嗎，咱改行。咱不搞創作了，咱改寫評論，咱不攀越高峰，咱贊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1985年金秋的有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對著正埋頭寫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轉頭問我，干嘛？我說：你能否將你目前發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問，你要干嘛？我說，我要研究你！

　　今天，為作此文，我查閱了一下，我關于莫言的第一篇創作論《天馬行空——莫言小說藝術評點》，15000余字，寫于1985年10月10日—25日，刊發于1986年第二期《小說評論》。應該說，這是我主動邁出的文學評論的第一步，也是當時中國文壇上關于莫言小說最早的比較全面、系統的作品論之一。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樓臺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蹤閱讀、研究莫言新作，僅在1986年前后就陸續發出了《紅高粱：穿越歷史的悠長召喚——兼談歷史戰爭題材創作中的當代意識》（《解放軍報》1986年7月23日）；《在傳統堤岸與現代潮流之間構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說“寫意”散論》（《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第四期）；《莫言莫可言》（1987年《昆侖》第一期）；《馬、貓頭鷹、牛犢——為“莫言游戲”作注》（《作家生活報》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種“高粱”》（1988年1月《長河》創刊號）等長長短短一批文章，共約5萬字，基本上都成為刊發 報刊最早的莫言評論。其間，影響較大的是為《人民日報》寫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談》，載于1986年12月8日，通欄標題，占了大半個版。據說，當時《人民日報》為此文頗慎重，因為莫言的與眾不同或者離經叛道，作為黨報的《人民日報》一直未發文章表態，但此時電影《紅高粱》已捧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大獎，莫言的影響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學界乃至國界，《人民日報》實在難以繼續沉默了。為此拉了一張有十幾個評論家名字的名單來甄選，最終選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搖身一變成為青年批評家，確實是因為搭上了莫言的快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