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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迎接十八大，報社開辟了“名家視點”專欄，要我向李默然約稿。我第一時間撥通了默然老師的手機，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一是我到北京去采訪，二是老人先寫個提綱，我到北京后面談。默然老師爽快地答應了第二種方式。

　　今年11月6日下午3時50分，我正在北京準備十八大報道，突然接到老人電話，稿子寫完了。“李老師，我已經到北京了，馬上就能到您家。”我說。老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地址，生怕我走錯了……

　　“十八大是一次盛會，我應當表達一下自己的心情。”默然老師說，“首先，我從大文化的角度，談了一下中國近十年來的科學技術、文化成果，然后，又結合蔡武部長的講話，談了一下對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意見。”

　　“李老師，稿子整理完后，我送給您看看。”“不用，我信任你。”默然老師一如既往的痛快。“那，李老師，我先走了。”“啊，你現在就走啊！”語氣中明顯感覺到老人的不舍。

　　本來，我帶著相機，準備給老人拍幾張照片的，可是，眼見著老人的目光再也不像以往那樣炯炯有神了，這種情況下拍照，會讓一生都是硬漢形象的老人難為情的，所以我悄悄打消了拍照的念頭。

　　從默然老師家出來，我一眼看見小區對面就是一個地鐵站，心里盤算著過幾天送報紙，我坐地鐵去，在老人身邊多呆一會兒。

　　晚上回到賓館，心情久久不能平復，老人溫柔的目光和老去的背影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以前，在沈陽的時候，多次去過老人家，心情從來沒有像這樣六神無主。11月6日晚上10點17分，我含著眼淚在個人微博上寫下了自己的難過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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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很小的時候，默然老師就是我的偶像。尤其是他在《甲午風云》里把辮子一甩，手握舵把，駕駛著“致遠號”向敵指揮艦撞去的場面，每每讓我熱血沸騰。1985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沈陽后，經常面對著坐落在皇姑區松花江街的一棟老樓，像麥加圣地一樣朝拜——那里面住著我最敬愛的李默然老師。直到2006年我調入光明日報，與報社的記者葉輝、苗家生一起采訪默然老師，才第一次走進老人那個整潔樸素的家。

　　葉輝在《李默然采訪手記》里真實地記錄了我們第一次走進老人家的感受：李默然身披一件對襟毛衣為我們開門，花白的頭發整齊地向后梳去，身體發胖，已顯得有些臃腫，那獨特的桔子皮臉，那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丘陵已變得不那么明顯。

　　長篇人物通訊《李默然：一出演不完的劇》從寫作、修改直到發表，期間我們多次往返默然老師家，并與這位老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默然老師每年都自費訂閱光明日報，從此，每年一到報紙發行季節，我們就趕緊給老人訂上，稍微晚一點，老人就花錢自己訂了。后來，我又協調我的“老東家”，為默然老師贈送了一份遼寧日報。在很多個場合，默然老師都說：“光明日報的記者都特別誠實，言而有信。”

　　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每逢重要歷史節點，人們在光明日報上都能看到默然老師的文字。老人在沈陽發起成立老藝術家協會，在大連召開“新時期藝術發展趨勢與價值取向理論”研討會，在沈陽舉辦中國戲劇（戲曲）導·表演藝術體系論壇，都會吩咐人第一時間通知光明日報遼寧記者站。

　　2010年5月，我又一次來到老人家，希望老人能給光明日報寫一句祝福的話。老人領著記者，走進臺階上的小廳，來到一張書案前，揮筆寫下八個遒勁的大字：“光明日報，前程光明”，并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2010年9月17日，與默然老師相濡以沫一個甲子的老伴——龍潮（原名蘇玉坤）撒手人間，離他西去。這一天，離他們“鉆石婚”紀念日只差5天。噩耗傳來，默然老師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送走母親，兒子李龍吟怕父親孤單，特意把默然老師接到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多，直到去世。2011年春天，默然老師委托別人，通過電子郵箱，發來一篇紀念老伴的稿子，語氣仍是那么謙和：“能發就發，不能發別勉強。”

　　當年4月1日，光明日報以《老伴：我的良師和益友》為題，發表了默然老師的紀念文章，老人特意打電話向我表示感謝。感謝我的同事們，我發過去的每一篇默然老師的稿件，都能很快見報。

　　默然老師和我的父親同齡。我和父親每年見面的次數同與默然老師見面的次數差不多。父親用農民的堅韌和付出，把我從一個農村的孩子培養成北京大學的學生；默然老師用一個老藝術家的襟懷，引導我做一個誠信、負責任、嚴于律己的光明日報人。

　　老人對自己嚴格，對別人卻寬厚仁慈。他是第一個做廣告的影視界名人，也是第一個發誓不再做廣告的人。1989年，他為“三九胃泰”做廣告，只向廠家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資助戲劇家協會20萬元錢辦戲劇節，二是必須加上一句臺詞——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應該遭到全社會的譴責。廣告播出后，引起軒然大波，觀眾無法接受心目中的英雄和商業利益掛鉤。“我什么權利都有，就是沒有權利傷害觀眾的心，以后，我再也不拍廣告了。”某藥廠廠長拎著一袋子錢堵在他家門口，他避而不見。然而，當本報記者寫稿時，提到了他不做廣告這件事，他卻毫不猶豫地把這段劃掉了。他說：“觀眾是接受不了我這個‘鄧大人’做廣告，其他演員如果能夠通過做廣告，打開優質產品的銷路，提高了員工的收入，這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說，我不做廣告不等于別人也不能做廣告。”默然老師為了自己一次傷害觀眾的舉動一諾千金20多年，安貧樂道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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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8日晚上，我正在案頭整理老人給我的手稿，忽然接到一個同事的電話，“網上說，默然老師走了？”我急忙放下同事電話，撥通了老人的手機號碼，“系統忙、稍候再撥”。手機居然沒停，我心中升騰起無限希望，但愿網上說的都是胡說八道。然而，接下來撥通默然老師家里座機，打破了我的所有僥幸——僅僅兩天之后，默然老師真的走了，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天堂里多了一個老藝術家，世上再無李默然。我伏在桌子上，任悲痛的淚水恣肆地流淌。

　　面對鋪在桌面上的老人絕筆，我心如刀絞，手足無措。報社領導經過研究，決定全文發表老人臨終前兩天寫給本報的文章。11月11日，《一切皆因有強大的祖國》發表在光明日報15版頭條，手捧著散發著油墨味的報紙，我忽然又想到了老人家小區門口的那個地鐵站。默然老師，我坐哪一班地鐵才能再見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