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小威 曾為中華全總話劇團演員，1989年赴日本學習、工作，1997年回國從事攝影創作，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英國皇家攝影協會會員。

　　黑和白，分明、銳利，沒有娛樂的嬌嬈，卻是人性的鋒芒和走過荊棘后的隨意與坦誠。一張張面孔，濃重、莊嚴、灑脫，像一款款飽蘸濃墨迎面而置的墨筆，又似電影開幕前瞬間的黑暗。這噴薄欲出的將是痛快淋漓的揮毫潑墨和熱血滿腔的疾首高呼。然而，這也是細流，是高山巨擎而下的溪水，給心田以最深的滲透。他們無需粉飾，無需造作，甚至無需掌聲，在生活的舞臺上他們和我們都是呈獻者和觀賞者，在這里沒有偶像，有的只是人和人的感知。

　　我是1989年底到的法國，出國前就聽說小威已經去了日本。當時正值“文革”結束后第一波經濟復蘇高潮的到來，那時人人面前都擺著一攤忙不完的事，小威、鮑昆、董林，還有自己用木板釘的相機包如擦皮鞋箱子的古大彥，這些好朋友們先后出國各奔東西，走前誰也沒有見過誰。

李雪健 二○○四年九月 北京 逄小威攝

鞏俐 二○○一年七月 上海 逄小威攝

　　時間一晃，我們這些原來蹬著自行車在胡同里呼朋喚友的伙伴們，居然正而八經地在小時候就念叨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了好長一陣子的外國人。在國外過日子不容易，離開了自己的文化，離開了自己的語言，離開了自己的父母和親人，當經過數年的沖鋒陷陣，剛剛能喘口氣的時候，大家才覺得丟了點什么，于是開始打聽彼此的消息，慢慢地往日熟識的朋友們像夢幻一樣又回到現實中來了。異國的水土滋養了大家的身軀，東風和西風在每人的面孔上吹起了淺淺的漣漪，但是那聲調那神色那稟性一如既往。許多人開上了自己的車，可那汽車的鳴響怎么聽依然像是胡同里自行車的陣陣鈴聲。

　　1996年以后，我在法國因為工作的原因每年要回國一兩次，每次回來只要有機會總要打聽朋友們的消息。記得最早是從北京電影制片廠當導演的默默（著名電影編劇張海默的女兒）那里聽到小威的消息，知道小威一直在日本。后來我又去了東京，從在日本當電影攝影師的池小寧那兒拿到小威的電話，幾次往他在日本的家里打電話，可總是日語自動留言機跟我說話，聽不懂，打了幾次沒人接，以為是打錯了，只好作罷。

　　最后在2004年的一天，在北京的電話里出現了小威的聲音，這時才知道他早已從日本打道回府，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影視設計工作室。十幾年后再聽到彼此的聲音，我和小威在電話中高興得只知道笑，這笑聲包含著感慨、好奇和對彼此的肯定。笑好像忽然間把十幾年的時空趕跑了。小威的語氣還是那樣，樸實熱情依舊，一見面讓人馬上感到他依然是一個腳踏實地認認真真做事的人。

　　認識小威是在1984年，那時，“文革”的動蕩漸漸遠去，人們的思維和文化活動也慢慢活躍起來，民間的影展、畫展紛紛舉辦。當時我和小威、董林、李洋等幾個好朋友，結識了在北京西城文化館當黨支書又是畫家的黃亞平。大家一見如故，聊來聊去覺得應該搞點展覽什么的，于是說干就干。當時西城區文化館正好有一間不怎么用的空展廳，面積剛好80平方米，黃亞平當下拍板拿下了這塊“陣地”。那時“沙龍”一詞還挺新鮮，大家一合計就用了“80平米藝術沙龍”這個名字，自此攝影、繪畫、電影、戲劇、文學、詩歌，各路人馬相聚一起。80年代初搞藝術不像現在有了那么大的自由空間，那時一個普通的抽象畫展被警察查封的事情時有發生。但當時大家高興得只覺得有了展覽的地方，別的什么事都不管了。

　　小威是“80平米藝術沙龍”的干將，除了創作自己的作品，還出主意、張羅人、布置展廳，沒日沒夜地干。就這樣，一幫朋友干得盡心盡力。第一次80平米攝影展覽舉辦成功了。當給前衛藝術家唐平剛籌辦抽象畫展時，大家還特別擔心會不會被封展，結果什么事也沒有。這使大家的膽兒反倒大了起來，后來連外地藝術家都來這里辦展。一時間，展覽、講座弄得還挺紅火，來了不少的人，還有各種中外記者來參加活動。大家大呼小叫地侃藝術侃感覺。記得小威那時還把一時沒戲可上的葛優也叫來，葛優背個黃軍挎，坐在高椅子背上，托著腮津津有味地聽大家侃大山。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搞攝影的朋友們在這個過程中改行的不少，繼續做攝影的人不很多，小威是堅持下來的一個。其實做藝術做文化是件難事，無論國內國外都一樣。由于生活急流險灘的擺布，能堅持做自己本行的人并不多，更何況生活中有些根本無法料到的事件往往使自己的愿望與選擇背道而馳。要堅持在自己的愿望上不溜號，絕對需要點毅力和“呆勁”。其實這種決心并不好下，得學會“忍”，學會不煩，學會品味其中的味道才行。尤其是對于生活在異國他鄉的人，這股勁兒或許可以稱得上是信念，也許是較真兒，也許是無奈、是隨緣，或者是豪賭，反正冥冥之中有什么領著你走，走就走了，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