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改革春風吹動他們懷揣著夢想去遠方，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架橋鋪路蓋高樓，做著城市人不做的辛苦的工作，他們是撐起中國城市的銅臂鐵肩。中國文學不應該忽視他們。  

　　　　農民工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關注農民工，實際上就是關注中國人民，關注我們自己。盡管當下農民工題材的創作已經小有成績，也有很多農民工投入文學創作，但是文學對于農民工的關注依舊不夠，有待加強對“歷史這一重要方面”的認識，對農民工的文藝表現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  

　　　　農民工是一個復雜的群體，每一個農民工的命運是相似的，所經歷的人生卻又有所不同，需要切身的體驗，才會有如此深刻的同情，也才會有綻放光彩的詩篇。  

　　“一個獨特的群體/在詩歌的王國里崛起/他們寫著詩，打著工/他們打著工，寫著詩/打工詩人——/便是他們獨特的稱謂……”這是詩人劉迅甫的詩篇《農民工之歌》中所寫到的。“打工詩人”、“農民作家”等類似概念盡管有不少學者質疑，不過，這個群體卻是存在的，且日益龐大，如何看待他們的作品？如何更好地表現農民工這一群體？10月25日，在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辦的劉迅甫紀實詩報告《農民工之歌》座談會上，何建明、梁鴻鷹、黃傳會、李炳銀、王巨才、鄭伯農、艾克拜爾·米吉提、周明、葛笑政、張同吾、葉延濱、何西來、曾凡華、朱先樹、李一信等四十余位知名評論家及文藝界人士齊聚一堂，他們對農民工詩歌的探討或許會給當下詩歌創作提供幾點啟發。

　　一方面，詩歌要寫什么？李炳銀指出，很多詩人自說自話，在個人情感、情緒當中漫游，筆下所寫與社會和他人并沒有多大關系，他說：“如果一個詩人對社會、對人生、對他人都不太關注的時候，不管出多少詩集，我覺得他都是多余的。”這個觀點或許稍有偏頗，但是縱觀自《詩經》以來的詩歌史，大多數都是在寫當時的歷史，當時的現實，當時的生活，抒發的情感不是輕飄飄地隨風而散的肥皂泡，而是深深扎根于大地、自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參天大樹。葉延濱說，很多詩往往記錄歷史很重要的一個瞬間。何西來說，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世界的胸懷和格局，但是我們必須得立足于這一塊熱土，立足于這一塊土地上的人民群眾的命運。

　　詩歌記錄時代，來自民眾，立足現實，自然不應該忽略掉農民工這一占據兩億多人數的龐大群體。恰如劉茵、鄭伯農、黃傳會等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正是改革開放這個時代產生了農民工的群體，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改革春風吹動他們懷揣著夢想去遠方，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架橋鋪路蓋高樓，做著城市人不做的辛苦的工作，他們是撐起中國城市的銅臂鐵肩。中國文學不應該忽視他們。鄭伯農指出，如果說我們這些年生活的大變化、生產的大發展，農民工的作用絕對是不可低估的，所以書寫農民工也非常必要，“如果缺少了這一段，歷史就是不完整的，歷史就缺了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梁鴻鷹、丁臨一等評論家也強調：農民工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關注農民工，實際上就是關注中國人民，關注我們自己。盡管當下農民工題材的創作已經小有成績，也有很多農民工投入文學創作，但是文學對于農民工的關注依舊不夠，有待加強對“歷史這一重要方面”的認識，對農民工的文藝表現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

　　另一方面，詩歌為誰寫，寫給誰？白居易寫詩時，寫完讀給洗衣婦聽，為的是讓自己的書寫對象、讓自己的讀者能夠聽得懂自己的詩。當代作家也大都秉持著為人民放歌的品格，然而其中也不乏忘記了為誰而寫作的人，如同葉延濱所指出的，中國出了很多優秀詩人，這些優秀詩人也確實寫了很多優秀詩篇，但是在專家給出高度評價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個問題——中國的詩人們和讀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的隔閡，創作者和接受者之間發生了交流的障礙，“我們應該強調一條，詩人在創作和創新過程中，不要忘記了要為讀者寫作”。他也指出，很多詩人為評論家寫作，忘記了自己的最終使命是為讀者寫作。何西來也說道，當我們開掘自己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們的詩是寫給廣大民眾看的，只有把自己的命運與民眾的命運統一起來，鑄造在一起，才能寫出好的感動人的詩歌。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李炳銀給出答案：最有價值的不是權力，不是金錢，而是對弱者的悲憫，而劉迅甫這樣的詩人的詩最有價值的也正在于對農民工的悲憫，“哪怕他改變不了農民工的命運，但他悲憫了，把自己真實的情感傳達給農民工，這種情感關注與人文關懷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寫作姿態面向現實，為農民工而歌，劉迅甫的詩歌創作贏得了在場所有評論家的一致贊譽。此外，文體也成為此次座談會的爭議點之一。劉迅甫的《農民工之歌》是由30首短詩組成的組詩，命名為“紀實詩報告”。劉茵等評論家指出，現在一些文體使用比較混亂，如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等界限模糊，應該有所界定。有人認為劉迅甫的這組詩屬于報告文學，也有人認為它們是詩歌，只是用了紀實的手法，更多人認為這是一組抒情詩，如何西來認為它不以講故事為目的，沒有開端、高潮、結局等敘事詩要素，應該稱為組詩而不是報告。不過，相對于真摯的情感，體裁、寫作方式或許沒那么重要，正如葛笑鄭所指出的，只要適合表達作者的內心情感、也容易被讀者接受就可以了，至于叫“詩報告”還是什么，并不重要。

　　劉迅甫說，我在黃土地上出生，在田野里長大，做過農民，做過農民工，對農民工的追求、向往、喜怒哀樂有著深刻的體驗，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我覺得我有責任用手中的筆代表農民工發出自己的聲音，為自己，也為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發出農民工的聲音，這也是我創作的初衷。他也說到，唐詩宋詞不是不可以超越的，關鍵在于我們寫什么，我們這個時代是唐代和宋代都沒有經歷過的，我們要把傳統語言轉換成現代的表達方式。他瞄準了這個時代里的這個特殊的群體，農民工。就像鄭伯農所分析的，他的作品里不回避農民工命運里坎坷的一面，他寫早謝的花蕾，一些小孩到城里打工，因為在一些污染很嚴重的行業工作而早逝，也寫留守在鄉村的小孩，他們上學是如此之難，寫留守在鄉村的老頭、老太太怎么樣在支撐局面，也寫農民工的各種酸甜苦辣，他們剛開始不被人理解，被人歧視，慢慢的有了改變。這也告訴我們，農民工是一個復雜的群體，每一個農民工的命運是相似的，所經歷的人生卻又有所不同，需要切身的體驗，才會有如此深刻的同情，也才會有綻放光彩的詩篇。

　　農民工的現狀卻是給文學帶來了新的思路，也考驗著我們作家的能力和良心，梁鴻鷹這樣說。我們也期待，有更多作家的目光投向農民工，關注他們為這個時代所作出的奉獻與承擔的酸甜苦辣，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