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花園里那棵美麗的栗樹的‘內在價值’合9000美元。一位鄰居因花瓣飄落而不勝其擾，一天晚上他決心要鋸掉它。結果被警告，他要為此支付相當一筆費用。”作品《寧靜海》曾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作家、攝影家巴爾提斯·阿蒂拉，日前在“2012中國天津濱海新區國際寫作營”圓桌交流中如是說，借以說明“美的‘內在價值’和‘外部價格’的關系”。據悉，由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及天津濱海新區主辦的“國際寫作營”，邀請了來自中國、匈牙利、芬蘭、法國、古巴、羅馬尼亞、立陶宛等國的20余名作家、翻譯家和學者參與。其核心議題是：“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元素”。

　　此次參加“國際寫作營”的有以《一個人的村莊》而蜚聲文壇的散文家、“鄉村哲學家”劉亮程，曾撰寫《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的報告文學作家鄧賢，近年創作了《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八月狂想曲》等長篇小說的作家徐坤等。此外還邀請了法國女作家——《容易的游戲》、《女藝術家尤里》的作者皮婭·彼德森，韓國詩人、評論家、童話作家樸德奎，以及羅馬尼亞作家聯盟原主席、翻譯家歐根·烏里卡魯等。他們從不同國家的不同視角，聚焦“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元素”，從而探討中國在經濟浪潮中的文化處境及未來走向。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健說，開埠百年的天津是中國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濱海新區是天津跨越式發展中的一篇杰作。濱海新區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6年來，已成為中國開放程度較高、發展勢頭強勁的地區。這次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有機會來了解這里的滄桑巨變，有益于讓世界更多地了解天津這座奇妙的城市。

　　張健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中國與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日益深入和廣泛，中華文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作協外聯部主任劉憲平說，近年來，中國作協致力于擴大與海內外作家的交流。如，加強海內外作家的互訪、舉辦中外文學論壇、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對外推介優秀作品、開辦國際作家寫作營，以促進中外文學交流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深層次上展開。

　　在“國際寫作營”中，許多作家談到，經濟發展中的中國，舊的價值體系在崩解，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健全。似乎一切都是速成速朽的。劉亮程說：“現在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我們的文化更需要慢下來、沉下來、靜下來——作家應該是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的剎車系統。”一位散文作家認為，“但凡社會轉型階段，經濟的發展并不能改變這樣一種現實，即，必然經歷一段精神的兵荒馬亂、信仰的分崩離析、道德的無所適從。以建筑為例，當前許多有歷史、有品質的建筑被拆舊翻新，代之以同質化的高樓。橫平豎直的樣板都市把野趣橫生的文化個性，快速地規范化了。破壞，正以建立的名義進行。”

　　“在‘快’中迷失，這個困惑是全球化的”，法國女作家皮婭·彼德森說：“我常常從批判的角度審視這個世界。我寫金錢的強大，寫人類的貪婪，寫世界經濟風暴，寫人們內心的疑問……因為這個世界，正經歷著一場經濟革命，正在卷入金錢的漩渦。幾乎每一個人都不得不屈就以適應‘經濟’這個抽象概念、屈從于不會思考的東西。” 

　　對于圖書出版現狀，許多國家的狀況十分相近。“在人口只有540萬人左右的芬蘭，一本小說的發行量為1000冊～3000冊，詩集的發行量只有200冊～1000冊，一本暢銷書的最大發行量才能夠達到10萬冊。名列榜首的最佳暢銷小說都是國內外犯罪和偵探小說作家的新作。讀者沉溺于暴力審美的享受，而暴力則被用來賺錢。”芬蘭作家、翻譯家佩蒂·塞帕拉所描述的芬蘭出版市場，使參會的中國作家會心一笑。

　　佩蒂·塞帕拉說：“多數作家由出版商負責編輯、印刷、銷售和發行的書。當然，出版商會通過售書，實現利潤最大化。事實上，寫作和文學也正在成為商業活動的一部分。當然，與中國相同的是，大型的出版社會同樣承擔所謂的‘文化責任’，間或發行一些詩歌等非營利性的作品。”

　　《散文選刊》副主編、作家喬葉在談到文化元素對旅游經濟的作用時，打了個比方：“如果圣彼得堡和我家鄉景區的山水是一鍋菜，那普希金和我參與編造的民間傳說就像是味精。”意即，越來越多的文化元素進入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小說家孔亞雷則認為，當前，“文化”正在并且已經成為“經濟”的一部分，成為“文化產業”。文化產品中的審美因素，一方面會發揮其‘內在價值’給人以溫暖和力量，另一方面，它正在通過與經濟無關的審美方式，反過來拯救經濟發展。”鄧賢說：“經濟生活最終一點一滴地改變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和思想觀念，這便形成了一種正在緩慢成長的新的文化形態。”

　　據了解，“中國天津濱海新區國際寫作營”是繼中國作家協會創立“廬山寫作營”、“唐山寫作營”之后的第三個寫作營。2010年12月24日，濱海新區與中國作協簽署協議設立“國際寫作營”，主題是“經濟發展中的生態環境和文化因素”。從2011年6月9日首屆“國際寫作營”開營起，5年內每年舉辦一次。作家們圍繞該主題的發言及創作將結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