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小說部部精彩，獲得過茅盾文學獎；他被譽為“中國最好的編劇”；他的劉氏幽默有點繞、有點荒誕，但不乏溫厚——這位“中國最繞作家”的知名度毫不遜色于影視明星，劉震云坦言：“一個作家比一個明星的名氣大，這是應該的。”

　　記者專訪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圖書中心總編輯安波舜，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青年評論家馬兵，作家、青年評論家趙月斌，解讀多面劉震云。　　

　　名氣 他比明星還紅？

　　作為作家，他的知名度不遜色于影視明星，每次出手必是熱點。

　　“我過去沒想過這個問題。”劉震云說。“想了想我覺得，一個作家比一個明星的名氣大，這是應該的。因為這個名氣首先不起源于我，別的作者也比別的明星名氣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偉寫的，曹雪芹的名氣比梁朝偉也大，他創造虛構的人物也比梁朝偉大，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傳播的范圍也比梁朝偉和劉嘉玲要廣泛得多。”

　　從參演《甲方乙方》到參與《手機》、《我叫劉躍進》，再到目前正在拍攝中的《溫故1942》，“某種意義上說，他在讀者中的知名度是憑靠影像的霸權力量最終確立的。”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青年評論家馬兵說。“從上世紀90年代起，影視在文化與審美資源上表現出對文學愈來愈重的寄生現象，劉震云的成名作《一地雞毛》早在1995年就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他是影視與文學結盟的親歷者和受益者。當然，他的《一句頂一萬句》榮獲茅盾文學獎也是重要原因，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它對國人讀書的導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而在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圖書中心總編輯安波舜看來，劉震云的“紅”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在過去很多年，很多獲獎作家并非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真喜歡的作家，是評選，或者提名出來的。”他舉例說，“日本首相輪番的換，誰記得誰。但是村上春樹的聲譽和名望在日本家喻戶曉。日元上印的是夏目漱石的頭像，一個作家的頭像可以上貨幣，這反映了一個社會逐漸向理性，文明成熟，崇尚思想和智慧。明星一方面也是商業操縱的玩偶，這怎么能和文化魂相比？我那個時代流行的四大天王，現在看沒多少人理，但是我們一些文化作品，還是很厲害。”

　　全能 作家＋編劇，部部走紅

　　作家擔任編劇的并不少見，親自操刀擔任自己作品的編劇，還被譽為“國內最好編劇”的作家屈指可數，劉震云是其中之一。而他認為，自己并沒有做職業編劇。“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說變成電影劇本時才做，就相當于把自己家的樹做成了板凳，與專門做板凳的木匠還是不一樣的。我在編劇的道路上得的分非常少，只走了0.1分。”

　　“有兩種寫作，一個是為自己寫作。有批作家，常自詡知識分子不和社會接觸，很少聽說他們為社會主動去做什么。作品不是床上床下，屋里屋外，就是酒吧飯局，很少和生活、民族、苦難連接在一起。”安波舜說。“工作和不工作的，勞動和不勞動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的態度，同情和憐憫不是一回事。劉震云是工作者、勞動者。”安波舜介紹說，寫《手機》時，劉震云做過一段時間的影視公司經理。“他深入生活，接觸主流社會，這個主流不是有錢人，指的勞動者的人群，他們對待勞動的態度，對待公平的渴望和別人不一樣。”

　　對于劉震云的文人立場，馬兵表示：“他從《一地雞毛》起確立的寫小人物悲喜心酸與底層際遇的人文立場，讓絕大多數讀者有心有戚戚之感。”在作家、青年評論家趙月斌看來，劉震云能夠將寫小說和編劇本兼于一身，說明他本人可以打通小說和電影的界限，能夠找到這兩種藝術形式的“任督二脈”，從而最大限度地施展他的藝術能力。“至于說能部部走紅，大概不能把功勞全算在劉震云身上。真正的走紅是電影自身的事——它拍得是不是成功，運作推廣得怎么樣，最終決定了它能否走紅。”

　　在電視劇《手機》里，劉震云曾親自做客《有一說一》，扮演劇中角色“劉震云”，接受王志文扮演的嚴守一的采訪。當談及是否會在馮小剛執導的影視劇中繼續客串角色，劉震云堅決否認：“不會，他們和我都認為我沒有任何表演天賦，所以我這條路已經像姚明打籃球一樣退役了。”

　　幽默 劉氏幽默內里溫厚

　　劉震云曾坦承自己是“中國最繞作家”，繞和荒誕是劉氏幽默的呈現方式。

　　“認識他二十年了，一年也有三五次聚會。他的幽默是河南人從小養成的那種，特別逗，也不是滔滔不絕那種。和他在一起吃飯，就是樂。”安波舜說。“他的作品大部分是中年人，河南人。生活原型，好多人說話的方式，和北京圈子里的人影響不大。《手機》里的人物，一天到晚坑蒙拐騙的那些人、那些事好像你會覺得似乎像誰似乎又不像誰，似乎滿地都是。因為這種事情太多太多了，費墨那種人北京可是多了去。”

　　在馬兵看來，劉震云的幽默表層上是譏誚和促狹，但內里溫厚。“電影《手機》中呈現的其實是馮氏幽默，而非劉震云的幽默。看劉震云的幽默要去讀他的《塔埔》、《一地雞毛》、《一句頂一萬句》，他對底層社會和小人物的世界有著體貼而又超拔的洞察，他的小說其實是圍繞著困境來展開的，凡庸人生的困境，隔絕的困境，溝通的困境等等，所以他是有譏誚，有反諷的，但根子里這些困境又構成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現實，所以說內里是溫厚和同情的。”

　　“他的幽默大概更多地埋藏在文字的下面，他的幽默是用繁復的語言捕撈到的生活真相，要么有點荒謬，要么有點冷峻，甚或就是苦中作樂、自輕自賤，并不顯山露水，需要你使勁去琢磨。”趙月斌舉例說。“看他的《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你會發現他說話很繞，很擰巴，《我不是潘金蓮》的一些片斷來看，仍舊沿襲了這種表述方式，‘告別老胡，李雪蓮決定不殺人了。不但不殺人，也不打人了。不但不打人，連狀也不告了。她突然悟出，折騰這些沒用。原想折騰別人，誰知到頭來折騰了自己。’這種走一步退兩步的表述比比皆是。”趙月斌舉例說。“要說清楚一件事，得通過其他八件事來講明白，要把這八個道理說清楚，就必須再講六十四個道理。”

　　期待 正文獲魯獎，序言得茅獎？

　　“這個故事的正文能獲魯迅獎，前面的序言能獲茅盾文學獎，分開得獎。 ”這是評論家張頤武對《我不是潘金蓮》的最終評價。

　　“放在當代文學史中，他的作品肯定是繞不過的。再長遠的話，應該去問百年以后的人。”趙月斌說。

　　在已有的當代文學史中，劉震云與方方、池莉等一起被定格在新寫實小說的相關論述中，僅用新寫實來涵蓋他是遠遠不夠的。“他的煌煌數百萬字的‘故鄉三部曲’以村落史的筆墨來寫現代詩的雄心，可惜不被讀者熟知。另外，他在獲得茅獎的《一句頂一萬句》中嘗試運用一種俗白的中國‘聲口’，這種敘事上對中國風度的探索也非常可貴，也一定會在未來的文學史上留下印痕。《我不是潘金蓮》在《一句頂一萬句》的基礎上踵事增華，并且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人物為主人公的小說，相當讓人期待。”

　　“我個人覺得，評獎真的不可以作為一個成熟作家和偉大作家的標志。劉震云對獎項看得很淡，對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影響力，看得比較重。”安波舜分析說。

　　出版方解讀書名

　　“再也找不出比這更好的書名”

　　山東商報：劉震云說，原書名想取為《嚴肅》和《太嚴肅》，最后改成這個吸引眼球的《我不是潘金蓮》，是出版方的想法嗎？

　　安波舜（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圖書中心總編輯安波舜）：這個書名是劉震云脫口而出的，我們覺得非常好。結果他說給別人的時候，學術界的人提反對意見，說會讓人感覺像通俗作品。劉震云想改，我說不用改，他們這么評價，說明有信息量，至少有幾個“情”在里頭。《我不是潘金蓮》，這個“不是”是否定句辯駁的詞，顯得有冤情。潘金蓮的故事里，沒準有愛情的成分。也許還有點奸情，還有同情，挺豐富的。也許別人一看，覺得不太習慣。

　　其實有一陣子，劉震云決定要改了，臺灣出版方的總編輯非常不理解，嚴肅的問他，“不知道劉先生為什么要改書名？”在她看來，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名字，沒有更貼切的題目了。說這東西不好的那些人，腦袋里就是潘金蓮那點事，往邪惡、俗氣里想。裝的很高雅，其實一點不高雅。其實鐵凝寫《大浴女》的時候也是這樣，有人看了說，寫得太好了，就是名字不好。這大概就像魯迅說的，看到女人洗澡就想起別的事情。

　　山東商報：《我不是潘金蓮》一年前成稿，為什么選擇現在這節點推出？

　　安波舜：我個人知道他有這個寫作計劃好幾年了，我們也在一些觀點上，一些理論上進行了探討，比如說國家和公民的關系。還有，反映現實的話，會反映什么，會寫到哪一段，比較有力量。文學要直達心靈，要參與到文明建設和進步當中，要找到落腳點在什么地方。應該落在人和人之間的內心的關系，比方說落在用幽默和荒誕的辦法來批判和解釋一個現實。《一句頂一萬句》出版后他開始寫，不到半年就拿出了稿子，等于一年前書稿就寫好了。

　　選擇今天出版，是瓜熟蒂落，修改了很長時間。我們覺得還可以再琢磨琢磨，比如結尾，我個人提了些意見，后來改的非常成功，非常好。把故事中的一個結尾變成了全部的核心。講一個縣長被免職后，他春節期間在北京火車站買不到票，于是他舉牌說要伸冤，警察過來架走了他，馬不停蹄的給弄到車上，還給了他一個臥鋪，免費坐車回到了家。他出此計策回家，因為一個老朋友得了癌癥，想最后見一面打打麻將。讓人一下子感覺到了反諷的意味。李雪蓮雖然不告狀了，但是這套有用的、靈驗的規則，其他人在用，就連被這個事牽連被罷免的縣長，最后也在用。這個東西寫得非常深刻，給我們一個啟示，熟人社會里，可能每個人都有小心眼，算計小利益。熟人社會里好多的關系把是非原則消解得一塌糊涂。

　　很多貼近現實的作品，弄得很膚淺，存不住，有些官場小說看完像廢紙一樣，因為不涉及到人的靈魂，沒有比較深刻的文化基因，大家覺得沒味道，沒智慧，沒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