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決策者和規劃設計師都要培養出對城市的感情，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規劃師、政府、地產商、市民……所有在城市里的人們，都要學著和城市“談戀愛”。我們希望城市是個“美人”，但是——

　　7月21日，北京的一場暴雨折射出城市規劃的短板。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于京滬兩地舉辦訪談活動，探討城市在規劃和管理方面的觀念誤區。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去巴黎考察時，特地去參觀了它的地下排水工程，“依靠這套工程，巴黎基本不會出現洪澇災害，幾百年來，污水處理設施和所有的管道在地下形成完善的空間樞紐。這幾年大量的城市忽視了城市管道的改善、排水、污水的處理、垃圾的處理、電力系統、與整個供水系統改善等，我認為這是中國城市發展一個非常大的誤區。”

　　視覺化的城市不可取

　　在上海浦東新區規劃的初期，新加坡前城市發展局局長、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劉太格就覺得“定位不太準確”。在他看來，中心區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重視可步行性——這一點浦西做得更好。現在中國的一些城市中心規劃和發展多數沒有注意到可步行性，市中心的發展有一點像美國的郊區，只要出行必須使用小汽車而不能步行。

　　而今，不少中國的城市規劃造成城市發展導向的偏差和資源浪費。專家們指出，由于花園城市、景觀城市、視覺城市等概念的發展，使得一些地方排斥了人口的進入，從而形成城市的孤島，也是一個人口相對封閉的孤島——這是我們現在城市化發展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

　　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人口暴增、公共設施發展遲緩……中國城市發展和城市規劃出現了一些問題，責任到底在誰身上？是指責城市規劃不夠先進，還是指責城市運營管理水平滯后？而在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專家看來，應該“各打五十大板”。“中國30年來城市化發展太快了，很多中國的城市管理者對城市的發展規律還沒有深刻認識，且盲目學習國外經驗。他們可能將很多國外經驗，如澳大利亞的堪培拉，或美國一些城市表面的經驗做法照搬到中國，卻忘記了中國的城市與它們不一樣，原因是中國的資源是十分短缺的，尤其是土地資源稀缺。所謂“汲取國外先進經驗”形成的“雜貨店”規劃，忽略了很多成本因素：一些開發會造成大面積土地資源的浪費，以及基礎設施的擴張。

　　而規劃方的責任，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楊瑀認為首要在于規劃的利益機制。“規劃院是自收自支的經營模式，需要盈利。利益導致我們的規劃隊伍沒有獨立性，就必須投降和服從現有利益規則。”

　　在李鐵看來，規劃問題，有政府責任也有部門責任，也有規劃利益機制責任、制度責任。這一問題導致城市失掉了對人口密度的掌控，失掉了服務業的發展空間，失掉了城市的效應，只留下視覺的城市。而視覺城市最后要為它的發展承擔大量的維護成本，因此就喪失了大量就業機會。

　　像德國奎德林堡那樣的歐洲城鎮，從中世紀依靠自身緩慢的發展而葆有歷史文脈，而巴黎、紐約這樣的大城市，也因城市規劃而成為富有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在中國全面進入城市化進程的今天，“城市規劃”的核心不僅是要追求好看，還要偏重考慮城市的功能——城市對人的承載、對服務業的承載、對資源的承載。劉太格將城市規劃和城市功能比作一個人的身體，“如果身體不健康，即使努力打扮也不美；而身體健康的話，稍微打扮一下就會很美。我們要重視城市功能的完善。所謂的功能完善是一種系統化的工作，人體應該是宇宙中最完善的一部機器，一個城市也要像人體一樣，要把各種功能處理完善。”他認為，視覺化的城市不可取。我們應該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選擇地找少數亮點的工程，而其它多數的建筑應該做成比較背景式的建筑。

　　景觀性綠化并非綠色模式

　　不少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從海外學習優秀的城市規劃管理經驗。他們看到歐洲城鎮的一片綠色、看到低碳材料、低碳技術、清潔能源在城市特別是居住社區中的廣泛應用，于是趨之若鶩。

　　歐洲有綠地，而我們雖然是大陸性季風氣候，有很多干旱地區，但各地也都大量建設景觀性草坪；歐陸小鎮煞是可愛迷人，于是上海松江有“泰晤士小鎮”、深圳有“茵特拉根小鎮”——他們把歐洲原小鎮的建筑模型拿回來安到自家的土地上。對于綠色環保理念的理解和應用也同樣學了皮毛。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和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認為，低碳發展不能光重視覺不重本質，“對于城市發展的空間形態，有人認為所有綠色和低碳是視覺上的——很多建筑師、規劃師由于把城市的生態、綠色理解為視覺上的，就會規劃建設很多大面積的開敞空間、廣場、景觀性綠化——這種理解實際上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低碳’的實質是什么？低碳的核心問題就是降低碳排放，降低能耗，進而降低工業所占的比重來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可是我們現在的這種城市發展模式顯然是高能耗的。”

　　進行低碳的城市規劃與發展，必須從根本上進行發展模式、發展導向的轉變。我們應該對低碳、綠色有一種綜合的理解，這與單純強調技術材料上的綠色有非常大的差別：從城市的規劃和布局的角度來考慮怎樣降低對資源的消耗、降低碳排放、增加步行空間、增加城市密集度。這種綠色城市的理念，應成為我們當前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城市發展的主軸。

　　與城市“談戀愛”

　　“我們非常喜歡巴黎，都感覺她是非常美的城市。可以看到在塞納河附近有幾棟形象工程，但不多——埃菲爾鐵塔、凱旋門等為數不多的幾棟，其它都是背景式的建筑，雖然千篇一律，但其本身也體現了設計的美——就好像合唱團，這些背景式建筑就像合唱團的合唱團員，唱的是諧音，而地標建筑就像是獨唱團員，如果巴黎或者其它城市所有的歌唱者都只突出自己的聲音，那最終效果就是雜音，不能達到和諧。”談及城市規劃之弊與低碳發展模式，劉太格總喜歡拿巴黎舉例。

　　巴黎可以作為現代城市發展的一個參考案例。在它身上闡發的關于規劃與制度、建筑與審美、高效與低碳的話題和經驗，亦是中國城市規劃業界在今后的選擇中應當考慮的。

　　城市規劃并非柯布西耶1925年如同狂想一般的巴黎市中心區改建方案“伏瓦生規劃”，它需要考慮建筑立面比例、建筑與建筑之間的比例——“街道的建筑設計”。劉太格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用新加坡當地的紅土磚和灰色花崗巖進行獅城的建筑規劃。“這其中還要關注到建筑的比例在東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的門多數是很標準的比例5：8，可是中國的門估計一般是7：2左右。我們從細小的建筑比例上也可以顯現出民族和地方的特色。”在專家們看來，保護老建筑、進行新建筑的規劃，不僅要關注單體建筑，更要保護它的街區紋理，即使在有限的投入下也要注重城市的美感，在不影響發展的同時也要保證建筑品質，抑制每棟建筑“各自為營”的“雜貨店”式審美觀，通過比例和整體控制使城市景觀達到和諧。

　　低碳與高效的發展并不矛盾，在這其中，消費者的行為至關重要。“一般來講，在歐洲家家戶戶都有車，但是通常人們都是騎自行車出行。歐洲騎自行車的條件比較好，有專用的自行車道，非常安全、快捷。”潘家華介紹說。

　　扭轉觀念的責任并不只限于建筑師、規劃師和消費者，關鍵亦取決于政府怎么抑制短期行為。“最重要的是要關注整個社會的公共需求，如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建立約束機制和規劃機制的話，城市建設就能發生變化。如果沒有短期行為制約長期發展的因素，那么我們就能運用制度建立地方政府關于城市規劃的長期管理機制，然后轉向長期居民社會需求的制約機制。”李鐵提議。

　　觀點精粹

　　中國的官員、專家、學者去外國學習經驗多數是到大城市去，所以研究的都是大城市的問題。在歐洲我們經常走訪一些小城市，每一個小城市都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酒、不同的氣息、不同的烹調術——其實這些中國都有，我們要做的是怎樣將其保留下來。所以面對規劃時，我們首先要運用科學的手段，有審美觀，還要有創造力。

　　中國至今還在崇尚歐陸風格，認為歐陸風格就是進步，這種觀念十分可惜，要知道全世界都很尊重中國的建筑造詣。我們現在很敬仰西方，原因不少，其中一個是他們的城市的確規劃得好。我們的城市工作者把城市規劃好、保留好老建筑，最終目的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

　　——劉太格（新加坡前城市發展局局長、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是50.27%，如果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話，城鎮化率確實已經超過了50%。但實際上我們現在固定人口僅有34.17%——整整差了16個百分點。因為發展的各種成本在上升，所以中國的GDP增長在未來十幾年之內會直接影響到常住人口、流動性人口的增加。我們現在讓大家更多關注這些對外來人口的公民服務問題。一方面是帶動內需，另一方面是促進社會和諧，調整城市政府工作的導向，要更多關注這些流動人口和真正的“平民”生活的改造、小區的改造，使更多城市政府管理內容轉向更廣大居民的公共服務。

　　——李 鐵（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 

德國城市的森林覆蓋率很高。不論是漢堡、慕尼黑這樣的大城市還是小城鎮，大都被森林包圍著。大城市的居民進入森林也很容易，因為城市的面積不是很大，從城市的中心開車一般半小時內就能進入森林。城市間的森林相接時，就形成了連綿不斷的大森林景觀。

在公眾的要求下，巴黎市政府于1977年對市內住宅建筑及歷史性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分別規定了限高。近年來，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住房擁擠，有人曾建議取消巴黎對住房建筑的限高規定，但遭到許多專家的強烈反對。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規劃巧妙利用了運河穿插鬧市的地理特點，船舶作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不僅為貨物運輸提供了便利，游客也可以享受到獨具特色的船屋旅館。為了便于不同高度的船舶通行，很多架于運河上的橋都是電動的，可以升高，甚至收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