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毓和（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馬思聰全集》主編）

　　借中央音樂學院舉辦馬思聰誕辰百年紀念系列活動之際，我談談參與《馬思聰全集》編撰的體會和感想。

　　一位全面多產的作曲家

　　我國近代音樂前輩、中國小提琴演奏的杰出開拓者、著名作曲家的優秀代表、音樂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馬思聰，出生于廣東省海豐縣的一個書香門第。他從小就在廣州知名的教會學校——培正中學附小學習。他可以說是中國當時就在中西兩種文化的培育中成長壯大的一員。在他11歲時，他就得到家庭的支持隨其兄遠赴法國學習小提琴的演奏。1929年他初步結束在聞名于世的巴黎音樂學院的學業，返回祖國，先后在香港、廣州、上海、南京等地舉辦個人獨奏會并獲“中國神童”的贊譽。但年輕的馬思聰當時并不滿足于這些社會的表面贊譽，他對作為一個中國的演奏家找不到合適的中國小提琴作品而只能演奏西洋小提琴文獻的現狀深感不安。由此他下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克服這個難題，他于1930年第二次赴法留學，就是專門學習音樂理論與創作，用一年的時間，基本奠定了今后從事音樂創作的基礎。為此他與他的同鄉、培正中學的學長陳洪共同創辦了私立廣州音樂院，開始了自己一邊演奏小提琴、一邊從事繁重的音樂教學（音樂基礎理論、推進法國的“視唱練耳”教學體系、小提琴和鋼琴等）的生涯。經過六七年的認真實踐和吸取中國民間音樂的豐富營養的經驗，他于1937年在音樂創作上初步找到了將自己的創作牢固地建立在與中國民間音樂傳統相結合的新路，寫下了后來舉世聞名的小提琴作品《綏遠組曲》（新中國成立后改名為《內蒙組曲》）和《第一小提琴回旋曲》。從此之后，他不僅完成了一系列優秀的、中國風格的小提琴作品，還是自己作品的首位演奏者，一步步為中國小提琴音樂的發展開創了一條康莊大道。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許多抗日歌曲以及其他不同體裁的器樂作品（如室內重奏、交響音樂、協奏曲、藝術歌曲、大型合唱套曲、中國民歌改編曲等等）。通過不知疲倦的藝術實踐，他不僅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為中國近代音樂的開拓，特別對交響音樂事業的創建、中國室內重奏的創建，以及對藝術歌曲和大型合唱套曲創作和鋼琴創作的提高和推進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還通過自己的實踐加深了與轟轟烈烈的祖國民主革命事業的聯系，并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和崇敬。

　　馬思聰在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后，始終堅守自己的責任和崗位，刻苦努力應對日益嚴重的“左”的形勢的折磨。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下，他無奈地離開了祖國，遠居大洋彼岸的美國，過著閉門寫作的晚年。在這整整20年間，他仍奮筆疾書地完成了許多大型小提琴創作、交響音樂、室內重奏、古詩詞藝術歌曲，以及大型舞劇和大型歌劇等新作。他以自己的畢生努力，完成了他作為我國第一位全面多產的作曲家的職責，完成了永遠為中國音樂事業創作的宏愿。1985年，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的重新審查，莊嚴地作出對“文革”時期強加于他身上種種不實之詞予以全部推倒“平反”和認真落實的政策。從此，馬思聰終于結束了自己一生坎坷的生涯。他的寶貴心血之作，終于逐步取得了社會的公認。1987年，他看到祖國進入了令人振奮的新的歷史時期，經過長久等待和思考，正預備全家返回祖國的重要時刻，不幸逝世于美國費城一家醫院的手術臺上。

　　《馬思聰全集》出版的艱辛歷程

　　1988年，全國音樂界在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在廣州隆重地舉辦了對他的音樂創作的學術研討活動，1990年在中央音樂學院正式成立了全國性學術團體“馬思聰研究會”。在研究會第一次理事會上大家就提出：應盡快以籌備編印《馬思聰全集》作為重要目標來推動今后開展各項工作的主線。經過整整12年的努力，在全體會員的熱情響應和各級有關文藝行政領導的關心支持下，以及馬思聰夫人逝世后馬家決定將馬思聰全部遺物捐獻國家和廣州藝術博物院正式建立專門的馬思聰紀念館后，編印《全集》的工作才真正列入研究會的首要議事日程。2002年該項工作又得到了中央音樂學院和廣州市文化局雙方領導的大力支持并在工作上作出具體的部署（人力、經費、任務以及工作的整體規劃和實時進度等）。2003年對《全集》樂譜、圖片、文字的收集、校閱、修訂工作基本全部上馬。這部分的工作難度主要是樂譜數量大大超出我們的預計，許多樂譜（包括各種手稿和已出版的印刷品）的辨識難度也大大超出我們實際工作人員的能力和水平，而且樂譜的數量所占比重達到了全部7卷9冊的6卷8冊，圖文僅占1卷1冊。

　　2003年秋冬，我們將工作擴展，對其主要代表作進行更為繁重的音響錄制的新工程。這是與樂譜、圖文的編印出版相比具有更深更大社會意義的的一步，也是對所有表演藝術（如戲劇、舞蹈、戲曲、說唱等）品種不可或缺的一步。我們在進行這方面工作前，就盡可能找到過去的有關音響制品進行集體的重新審聽，才決定基本上全部組織合適的表演者（團體或個人）重新錄制，盡管這樣做必然帶來費用、時間、人力等諸多困難，但利用已經大大改進的錄音條件卻奠定了符合時代要求的基礎，可以為今后的舞臺表演和教學研究工作創造繼續前進的一步。另外，組織實際的錄音也能為《全集》的樂譜的編印增加全面校正的最有力的檢驗。

　　從中我深深體會編印一位作曲家的《全集》，絕不能將它簡單視作“作者手稿的原樣照相翻版”。前者著重是為了提供廣大音樂工作者學習和進一步搬上舞臺進行不斷的新的詮釋，這才是讓《全集》真正發揮其讓后輩學習的“活的藝術品”永存于世的作用；而后者僅僅只是提供給少數研究者進行個人研究所用，它應屬于供博物館陳列或圖書館借閱的范疇。兩者之間的效能不能等同。當然，客觀情況要求我們必須在2007年年底前完工，分別在廣州、北京舉行《全集》首發式。因為，正是在那時，國家決定將留存在美國的馬思聰夫婦的骨灰正式遷移回國，安葬立碑。而對《全集》的編印不得不壓在最小的空間就遺憾地拿出來與世人見面。當然，現在看來當時作出這樣的決定還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就在次年（2008），馬思聰的弟弟馬思宏、妹妹馬思蓀也先后謝世。

　　2009年由于馬思聰之子馬如龍正式遷居廣州，帶來了另一批有關馬思聰的寶貴史料，加上在《全集》出版后又發現少量樂譜，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又編印出版了1卷《樂譜圖文的“補遺”卷》和兩張CD的“補遺音響”，而到今年馬思聰的唯一親人馬如龍也不幸地跟隨他的父母、姐姐仙逝遠去了。

　　所以，今年我們隆重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系列活動就以《全集》的出版為主題，大家共聚一堂，紀念這位畢其一生為祖國音樂事業作出偉大貢獻的藝術大師，繼承馬思聰的遺業和愛國、愛人民的精神，共同推進我國音樂事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