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都叫我琳達”

——九旬朱琳講述“老推銷員”的故事

在1983年版話劇《推銷員之死》中朱琳飾演琳達。朱琳 供圖

　　《雷雨》《蔡文姬》《武則天》《洋麻將》《貴婦還鄉》《推銷員之死》以及更早的抗戰街頭劇……在朱琳家，這些由她主演的不同時期的劇目的劇照，被整齊地掛在墻上。不同的戲劇時空在這里奇妙交織，你可以感嘆時光飛逝、歲月無情，也可以驚嘆于個體與歷史之間的微妙關系，這些被定格的演員個人的瞬間，勾勒出一段中國話劇的發展史。1983年，朱琳在北京人藝邀請美國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來華執導的《推銷員之死》中飾演男主人公威利·洛曼的妻子琳達。在北京人藝日前復排《推銷員之死》之際，本報記者專訪了朱琳，期待她追憶當年和該劇有關的往事。“我90歲了，距離演出《推銷員之死》也有近30年了，很多事情都回憶不起來了，你不要抱太高期望。”采訪一開始，朱琳就給記者“打預防針”。但隨后的交流證明，很多往事甚至包括細節，她依然記憶清晰。

　　“一顆定時炸彈”

　　《推銷員之死》是阿瑟·米勒于1949年創作的作品，是其戲劇創作上的巔峰之作，也被譽為“美國夢不再”的代表作，曾被《紐約時報》稱為20世紀話劇的里程碑。劇中的男主人公威利·洛曼是個旅行推銷員，他相信自己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并堅信只要勤奮工作終會有所成就，但他卻一生失意，到年老體衰時依舊潦倒不堪，又不幸失去了工作。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兩個兒子身上，但是兩個兒子并不爭氣。最終他選擇用死亡為家庭換取保險金，深夜駕車外出自殺身亡。有評論表示，“該劇通過這兩代人的失敗，否定了人人都能成功的‘美國神話’。”

　　記者：您怎么看待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這部劇作？

　　朱琳：這部戲寫的是推銷員威利·洛曼和他一家人的故事。它很大的一個特色，是將小人物作為主角，當時的劇作特別是外國戲很少有這樣的。這部戲當年在美國第一次演出的時候，連演了400多場，有評論說它是“埋在美國地下的一顆定時炸彈”。為什么說它是“一顆定時炸彈”呢？因為它揭露了底層人物的悲慘生活和不幸命運，通過很多細節反映了社會的不合理不公平給底層人民造成的痛苦和折磨。此外，該劇對威利·洛曼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畫很成功，他其實是個非常風趣的人。

　　當年這部戲我們的演出加起來大概也有六七十場，還去香港、新加坡演出了。在香港演出的時候，從來不看話劇的香港影視界大亨邵逸夫也專程來看，而且看了兩次，對這部戲評價比較高，還請我們到他家里吃龍蝦。

　　“我演的琳達是最好的之一”

　　曾有“中國話劇皇后”之稱的朱琳從14歲起即開始登臺演出話劇，在幾十年的表演生涯中，塑造了50多個舞臺藝術形象。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在《貴婦還鄉》《推銷員之死》《洋麻將》這3部世界名劇中，分別飾演克萊爾、琳達和芳西亞3名身份、個性迥異的外國女性形象。阿瑟·米勒在《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一書中，曾這樣評價朱琳：“她經常扮演皇宮貴戚，身穿長袍，頭戴金冠，現在她是在布魯克林的小屋里的琳達·洛曼……在她身上有多少女性？”

　　記者：作為一名中國演員，您當時是怎么理解和詮釋琳達這個美國女性形象的？

　　朱琳：演員最怕說自己是怎么演某個角色的了。我很喜歡琳達這個角色，她是一個非常能干的、非常體貼的、非常標準的美國下層家庭的主婦。當時米勒對我們說：“琳達是個非常能干的女性，如果她去外面工作，一定可以做一個辦公室主任。”給我們導《推銷員之死》時，米勒每天都寫日記，他回到美國后很快就根據日記出了一本書《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所以后來我到美國訪問的時候，人家不知道我的真名，但都知道我叫琳達（笑）。

　　記者：對您的演出，觀眾反響如何？

　　朱琳：我記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這部戲在首都劇場上演時，有一天，一個美國的年輕小伙子跑到后臺找我，當時我正在卸裝，他就一直等著我忙完，對我說我這個媽媽特別可愛，想認我做他的媽媽（笑）。其實觀眾對我們所有演員的演出應該都是很滿意的，在首都劇場首演時，米勒專程請來了美國各界人士觀看，有一些是華爾街的大亨，手上帶著閃亮的金鐲子，他們看完后都覺得好。

　　記者：阿瑟·米勒對您飾演的這個琳達是不是也很滿意？

　　朱琳：《推銷員之死》在全世界不少國家有不同版本的演出。米勒說，我演的這個琳達是最好的之一。

　　“米勒差一點辯論不過我”

　　上世紀80年代初，幾經周折，在時任北京人藝院長曹禺和北京人藝導演、演員英若誠的努力下，阿瑟·米勒被成功邀請到北京，為北京人藝執導他自己的劇作《推銷員之死》。這在北京人藝的歷史乃至中美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個頗具意義值得紀念的事件。而一名外國劇作家和一群中國演員的合作，又會產生什么樣的交流和碰撞？

　　記者：您還記得當年和阿瑟·米勒合作排戲的故事嗎？

　　朱琳：米勒給我們排戲，我感覺他基本上不用花費多大力氣，因為我們的演員一個個都演得很不錯。我們也有爭論，我演戲時很容易流眼淚，他就對我說，你別浪費眼淚，你演得很好，但可以少流點眼淚。我就跟他辯論，解釋我為什么會流眼淚。他后來出的那本書上還寫了這事兒，說當時差一點辯論不過我（笑）。

　　記者：那您在演琳達時為什么會忍不住流眼淚？

　　朱琳：我這個人演戲，比較容易激動，算是作為演員的一個重要特質吧。我認為琳達內心對這個家庭特別是兩個兒子是非常惱火的，她有一段很長的對兩個兒子訓話的臺詞，那段臺詞寫得好極了，我念得也還可以。訓兒子這場戲，也是我在整個戲里的重點戲，當時的琳達是非常難受的，她給兒子們講他們的父親是多么的辛苦，為了這個家庭，每天往返700英里，但還是一無所成。就是在這場戲里，我到最后哭了，米勒也認同了，他說，這個哭好，但其他幾場戲就少流點眼淚吧。我認為他的意見也有道理（笑）。

　　我還記得最后安魂曲那場戲，排練的時候，我在這邊演，他在那邊導演，我們離得很近，我那段獨白他聽了后感動得哭了。這部戲在首都劇場首演時，米勒最后上臺和我合了一張影，他當時對我說，你看，你不哭，觀眾只聽你講臺詞，他們就哭了。

　　記者：現在您怎么看待和阿瑟·米勒這位外國藝術家的這次合作？

　　朱琳：我們的這次合作很愉快。米勒很驚訝，因為中國的演員對他的劇本的理解和演出都很理想，或許超出了他的預料。他后來出書的時候，還請我和朱旭（在1983年版《推銷員之死》中飾演查利）去了，我當時還朗誦了那段訓兒子的臺詞。他這個戲，我演得還不錯，但是我認為是因為他的劇本寫得不錯，如果沒有這么好的劇本，我也演不出來。

　　我后來到美國訪問的時候，米勒夫婦熱情接待了我，他的夫人還特別想到中國來，就讓我幫著勸米勒再找機會來中國，我們當然也很歡迎，我就對米勒說，我們非常想念你，歡迎你再到中國來排一個戲，不排戲的話來旅游、訪問一下也行。但是米勒跟我說，他的年歲大了，不想辛苦來回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