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暉 36歲，一位杰出的、純粹的青年學者，潛心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大學三年級即完成《龍榆生先生年譜》，至今已出版多種專著。3月15日因急性白血病不幸辭世，引起社會各界對青年學者生存狀態的關注。

　　貞觀是勇敢的，他一個人正朝那無聲無光的石塔走去。（貞觀是張暉兩歲的兒子，圖文來自張暉夫人張霖微博）

　　張暉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讓張暉父母從上海來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爺爺奶奶家，晚上再接回來。有時兩口子沉迷讀書寫作，一抬頭：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張暉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種迂腐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在張暉心目中，何謂“好的人文學術”：“好的人文學術，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

　　你說誰？張暉？怎么可能！

　　若不是電話那頭的聲音哽咽，我一定覺得這是個虐心的玩笑。即使不是玩笑，這事兒仍然是那么的不真實，不真實到我想以頭撞墻，看看會不會醒在另一個夢里。

　　另一個電話證實了這事，“基本上不行了，來告個別吧，也不用多呆”，而且告訴了病因：急性白血病。

　　外面的天還是灰蒙蒙的。這世界是怎么了？

　　張暉2006年來文學所，比施愛東和我晚一年。他來之前我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只聽廣州的胡文輝李霞伉儷說，有位香港畢業的博士，要來你們所。很不錯。

　　雖然不知道是怎樣的很不錯，但胡李二位的品鑒我是信的。碰見，談起來，知道他夫人張霖是中山大學程文超老師的博士（程老師去世后轉到林崗門下）。程文超老師是我本科論文的指導老師，這又多了一層淵源。

　　打招呼的自我介紹不算，第一次比較多的對話，是全所去京郊什么地方開會，車上車下的瞎聊。現在能記得的，只是說社科院收入之少，剛來的博士只有一千出頭，加房補一千，也相當夠嗆。張暉抱怨說，他剛來還在實習期，房補還只有八百。我安慰他說，第二年就有一千，評上副研究員，還會漲到一千二。

　　我們頭一次長聊，花了偌許時間討論房補，回想起來，反諷得很。

　　張暉躺在ICU病房里，應該是加床，占去了過道的一半。房里滿滿的全是床和人。側身擠進去，側身站在他的床邊。墻上的儀器閃爍著他的生命體征，看上去還很穩定。他全身蓋在被單下，插著呼吸管，眼睛沒有全閉上，微微睜開了一線。床腳有位護工，時不時擰一把毛巾，給他擦去身上的汗。后來把被子撤了，再后來讓腿腳都露在了外面。

　　不能換一個專科病房嗎？不行，因為病房里沒有呼吸機。

　　不斷有來看張暉的人進來，所以確實也無法久站。來到走廊里，看見坐在椅上慟哭的張霖，我都不敢上前說點什么。

　　“14日下午，張暉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醫院就診，驗血報告出來后，醫院建議他轉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當時他還能自如活動，可到了傍晚，正在醫院等待檢驗結果的張暉開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楊早等同事趕到醫院時，醫生在會診后已經放棄了治療。”（《吉光片羽憶張暉》，羊城晚報3月21日）

　　14日晚，張劍等《文學遺產》編輯部同事就趕到了醫院。第二天早上張劍給我打電話時，他已經和張霖一道，在張暉床前守了一宿。“我得回去睡一會兒，給手機充充電”。

　　時光變得特別的煎熬。一個人還好好地躺在那里，但醫生說他已經沒救了。一個人前幾天還在上班，昨天還自己走進這家醫院，可你們說他已經沒救了。我碰了碰他的腳，皮膚還是溫熱，甚至比我的手溫度還高一點，他的眼睛還沒有閉上。可你們說他已經沒救了。

　　難道就讓這里的所有人，眼睜睜地看著他、等著他走向生死之門？

　　如果是在美劇里，這時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對著醫生大喊：“For God’s sake！Do something ！”但生活不是美劇，事實上，連醫生都看不見一個，只有輸的藥液將盡，護士被叫來換瓶換袋。

　　張霖已經不再哭了，走到床前輕聲說：“張暉，再撐一撐，撐到你爸爸媽媽來。”張暉的父母帶著兩歲的孫子，從上海趕回來，昨夜的機票沒買到。他們在火車站坐了一夜，一早的高鐵，十二點到。

　　這半天一夜該是何等的殘酷！

　　我跟張暉交往不算多，大抵是上班時走廊遇到打聲招呼，出了書互相送。他的書，我無力評價，只是覺得路數與一般的古代文學研究者頗相徑庭，用張劍的話說：“張暉正處于學術的爆發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視野與時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給他十年時間，相信他都會為學術界奉獻出具有范式意義的著作。”

　　所里一道出去考察的時候，與張暉會有難得的攀談。詞學、詩史，我都無法置喙，但我們倆可以談近代，那個迷人的時段。幾次三番說，要拉上張劍，成立“晚清小組”。最后一次說起，是在去年年底年會返城的路上，一同討論的還有陳君。陳君說，不妨設定一個主題，如清遺民，大家各自寫論文，再開會討論。我說好啊，我可以寫梁濟這種小遺民。

　　2009年，族中長輩自費出版《扶桑十旬記》，那是我高祖楊芾1907年訪日考察的日記。書很有價值，但校點未精。我送給張暉、張劍各一冊，也是讓他們看著玩兒的意思。去年他倆找我談，說要為江蘇某出版社主編“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希望我將《扶桑十旬記》加上其他幾種近代日記，合出一冊。

　　整個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申報》，顧不上整理日記。但張暉、張劍都希望我這書能放在第一輯出。于是只好春節趕工。三月校稿從出版社返回，才開始細細地校。

　　門口一陣騷動。對，是張暉的父母。方才聽說，沒敢告訴他們真實情況，只是讓他們來醫院看一眼，就回家。我逆著人流走出急診樓，看見了張貞觀。

　　張暉兒子出生，比我兒子晚了半年。北京太大，彼此也沒見過對方幼子。只是某次聽張暉講貞觀便秘，三天沒大便，我問是不是吃的奶粉不對，上火，一問是惠氏。他說，在醫院給配的就是惠氏，改不過來了。可是婦產醫院提倡母乳，現在不能提供奶粉啊。他也說不清。

　　張暉很少談家里事，不只跟我，跟所里的同事、朋友都很少提。問起來總是簡單幾句。搬房子了，有小孩了，小孩爺爺奶奶帶著，我跟孩子混得還不錯。

　　聽同事講一個小笑話：張暉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讓張暉父母從上海來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爺爺奶奶家，晚上再接回來。有時兩口子沉迷讀書寫作，一抬頭：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現在終于見到了小貞觀。兩歲的孩子，兩條小腿倒騰著，跑得挺快。追了十多米才追上。有阿姨在逗他，他甜甜地笑。他還看不清這個世界的獠牙。

　　春節總是靜不太下心來，時間緊，任務急。張劍年前跟我說過，他會代我校一遍各日記的整理稿。我離京之后，張暉又追了一封郵件來：

　　“早兄：

　　張劍說已給你回復，希望你把原始文獻提供給他，幫你校一遍。

　　我們是這樣想的，你如今聲名在外，萬一有人想挑你錯誤什么的，不是很好。而文獻整理，誰都免不了有打瞌睡的時候。所以，朋友之間倘若能夠提前把個關比較穩妥。蓋張劍和我，都吃過這方面的虧。

　　祝在長沙洗腳愉快！哈哈！

　　張暉 上”

　　在年末的長沙收到這封信，心中極感溫暖。張暉是怕我以為他們不相信我，有想法，其實哪里會？有他們倆幫我把關，簡直是兩大帝國伺候我一個人，這福氣還小嗎？

　　事實上，我節前節后整理日記，抄完一種，隨寄張劍，張劍幫我校完（原始文獻無電子版，他找國圖的朋友復印了原本來校，工作量與整理其實差得不多了），返給我復核，再交出版社。當我逐字細校打印稿，錯漏仍有不少，每見一個錯字漏字，甚或漏行漏句，便背心發涼，冷汗直冒，知道自己在文獻方面還是太不足了。

　　是得做點什么。我致電301醫院腦外的師嫂，問有沒有外院支援的可能，回說幾間醫院水平都差不多，如北大人民醫院認為技術力量不足，會向外院專家發出邀請，而現在既然會診后放棄，說明沒有這個必要了。

　　然而天壇醫院腦科主任還是來了。過道里的人紛紛涌進ICU。我開頭沒進去，在外面悶得忍不住，也擠進了人群。正聽到他說：

　　顱內大量出血……形成顱內高壓……什么都輸不進去，輸什么藥什么液，都是瞎輸……他是年輕，所以還維持著生命體征……好吧？

　　大家都聽懂了。

　　在主任來之前，張暉鼻孔大量出血，用輸導管引到一個血液袋。他的皮下也大量出現了血點，說明全身大出血。

　　人們慢慢地走出病房。真正絕望的哭泣開始了。那一刻無數人愿意相信奇跡，我甚至希望有兌換壽命的機器，可以讓我們像輸血一樣，把生命分給張暉。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沒有哭過。今天的眼淚終于奔涌而出，我甚至不愿擦它，對著一個墻角，吞聲飲泣。

　　稍稍平復之后，我離開醫院。別了，張暉，祝在天堂治學愉快。

　　我想記住今天。似乎很容易，又一個消費者日，多少企業惴惴等著。報攤上的報紙們頭條宏大：“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習李時代正式開啟”。

　　可是我知道，有一個家庭，在今天徹底破碎。

　　到醫院是上午十點半，離開的時候是下午三點五十七分。

　　四點三十五分，我在475路公交車上收到李芳短信：停止心跳了。

　　對于張暉的生平、學問、性情，我無一可說。最后一次跟他說話，是3月5日中午，一堆人在中糧西蜀豆花莊吃完飯，別人先走，我在結帳。聽到背后喊我：“嘿！楊早！”

　　我回頭沖張暉一笑：“你們也在這兒吃啊？”“嗯。”

　　沒再說什么，舉手為別。這就是社科院的典型交往方式。我們的周二總是太忙，開會、取信、報銷、會客……走廊里光線昏暗，同事們擦肩而過，認得出點個頭，認不出就算了。朋友間有時正好遇在電梯旁，光線較強，會看看對方比起三周或兩月前，形貌有無改易。

　　而這一會，便成永訣。3月12日我收到胡文輝寄贈的書，有一本《書邊恩仇錄》是給張暉的。送去《文學遺產》編輯部，他不在，托張劍轉交。

　　張暉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種迂腐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他受高華老師的影響很深。在張暉懷念高華老師的文章里，他提到高華曾在課堂上問他：有沒有去看過“思想的境界”？

　　“‘思想的境界’是當時南大年輕老師李永剛先生個人創辦的網站，影響很大。我卻一愣，連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嘆了一口氣，說：‘張暉啊，學古典文學的人也要關注當下。’當著很多新同學，我無地自容。高老師的這聲嘆氣從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時刻提醒我反思學問的目的何在。”（張暉《懷念高華老師》）

　　我相信，張暉從未停止思考學術與現實的關系。年前，他交給我一篇稿子，是他在“六合叢書”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稿。這篇文章回答了在張暉心目中，何謂“好的人文學術”：

　　“好的人文學術，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目前來講，有識之士都已經感覺到現有的古典文學研究陷入了困境，陳陳相因不說，選題僵硬沒有生氣、沒有時代感，已經進入死胡同。與此同時，有理想抱負的研究者在學術體制中開展學術活動的時候，會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處，甚或有一些較大的不滿，但學者沒有將這些不滿內化為學術研究的動力，提升學術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過酒桌上的牢騷或者做課題撈錢等簡單地方式發泄掉了、轉移開了。”

　　這也呼應了維舟《平生風義兼師友》中引用張暉在1992年書信中所說：“現在搞學問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現實問題，就連論文也寫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極為看不慣！”

　　而關心現實如斯，為什么還甘于“在嘈雜的市聲與閃爍的霓虹中，面對無聲無光的石塔，我日復一日地讀書寫作，只為輯錄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無聲無光集〉自序》）？”他的回應是：

　　“那或許有人問，你既然這么關心現實，為什么不直接去投入現實，而來做學問呢？哪怕是從事經濟學之類的學問呢？又何必來從事文史研究？這個質疑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一開始就陷入將學問和現實二元對立的思路。試問，誰說學術要與社會、人生分離的呢？是一種設想、擬想乃至于幻想吧。學術不是讓人來逃避現實的，而是讓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對現實的一種方式。不過，學術還承擔著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務，你當然不能要求專力求真、求知的學者去太多地關注現實，但實際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學者也不會和現實絕緣，只是他們研究的對象、方向和個人精力都不允許他們有太多的旁騖，影響了他們對于現實人生關注的深度和力度。”

　　同輩學人里，有幾個我相當欽佩。去年底從京郊返程車上也曾跟張暉談到，像胡文輝、劉錚（喬納森）、張治（或者還有刀爾登）。這些人的文字有一種共同的氣質，純正、執著、高貴（借用龍榆生孫女語）、清明。他們代表著中國私學傳統的延續，文章之學的薪傳。

　　當時我還笑說，是不是因為他們都不在北京，反而更能接近學問本身，就像張暉的老師高華所說“北京住長了，容易讓人長袖善舞！”可是，張暉分明是他們中的一員。莫非張暉真是不適合這喧囂雜亂的京師？3月19日遺體告別儀式，挽聯滿堂。凌對我說，其實不如就寫那兩句：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與張暉同事六年，我倆最大的交集，不是談學問，而是評職稱。

　　我2007年第一次參評副高，兩個名額，未上。張暉2008年首次參評，三個名額，我們倆均未上。2009年，無名額，停評。2010年，無名額，停評。2011年，八選一，我們倆又均未上。2012年，猶如長災后的豐年，一下上了七個，張暉和我，終于都當上了副研究員。

　　沒有誰要害你整你，就是名額已滿，明年請早。退休一個，才能上一個。副高職稱，對于張暉和我的志向來說，本來只是一道小小的坎。可是，該得的不得，它就慢慢變成了一根深深的刺。不是因為每月多那幾百元錢，也不是因為申報課題需要找兩名正研推薦，還需要找個導師，也不是因為沒有副高，無法擔任碩士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或許這些都不那么重要，它只是像麻疹，沒出過，你就永遠在它的陰影之中。

　　曾聽一位同事笑談，說臺灣“中研院”規矩森嚴，助理研究員碰見副研究員，必須九十度鞠躬，因此被蔑稱為“沙蟲”。倘這說法屬實，則是社會主義的好處。

　　我隱隱感到，或許，張暉對職稱的事比我更在意。他是那樣純粹的學者，他的生存意義全都放在學問上，也就與學術評價體系血肉撕扯。而且，他不像我，他是本領域公認的杰出青年學者，我根本想不出他作為學人，有何可詬病之處。

　　可是我內心也有自私的念頭，會想：“張暉比我小四歲，還有大把時間，或許不要緊吧？”評不上職稱，有人哭，有人鬧，連我后來也繃不住找所領導談過一次。張暉從來不提，反正我沒有聽過他有何微辭——或許他不該這樣，憋在心里，太傷人。

　　2011年那次，我正好要去臺灣開會，本想托施愛東代我述職。前一個星期二又在過道里碰見張暉，他很認真地叫住我，說：“聽說你要去臺灣開會，要別人代述？千萬不要……無論如何，哪怕不去開這次會，也要留下來親自述職！”我看著他亮晶晶的眼睛，從中看到了善意，也看到了在意。那一年只有一個名額，按說我的缺席，可以增大所有競爭者的機會。張暉你為什么要跟我說這番話？

　　我果然推遲了去臺的時間，親自述職。只可惜，我和張暉，雙雙倒在了四進二那一輪。

　　別人總是安慰說：“想當年，很多老同志也經歷過……”是的，這不熬過來了嗎？倘若就這樣平靜地過上十六年，抗戰結束兩回，楊過找到小龍女，張貞觀和楊以言都考上了大學，張暉和我，也可以在飯桌上，看著郁悶的年輕人慈詳而無奈地說：“沒法子，當年我們也經歷過……”奈何，司命不肯給張暉這十六年。

　　我走進靈堂，又見到了張暉。他還是躺著，干凈多了。身上蓋著黨旗，厚厚的嘴唇微翹，像個孩子睡得安詳。

　　我掏出相機，拍下低泣的人群，拍下采訪的記者，拍下熊熊的爐火，待燒的紙錢和紙車、紙樓，上面草草地寫著“張暉收”。還有張暉父親，叼一根煙，捧著遺像，靜靜站在道旁。

　　愛東在喊：“記下來！記下來！下雪了！”我伸出新買的黑色大衣衣袖去接，真的，春雪，只是黃黃的顆粒，挺臟。

　　參加完遺體告別回來，我打開收件箱，在搜索欄里輸入“張暉”。不多，我們也從未在郵件里談過學問。往下拉，往下拉，能找到的最早一封是2012年1月3日十點零九分發出。那天正是周二，他大概是在所里發給我的。之前是那年的年會，去八達嶺，我因為孩子有點病，心緒也不佳，就沒去。　　

　　早兄：

　　最近高華先生去世，我寫了篇回憶文章，不知是否合適《中堂》刊用？倘不合適，無妨。

　　八達嶺你沒去，我突然覺得很沒有意思。

　　祝好！

　　張暉 上

　　我伸手摸過手機，調到自拍模式，咔嚓，發了一條微信，說明文字是：

　　“我哭的時候可真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