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

　　張揚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從二十一章開始的，一共62頁，每頁360字，多少字你算吧，都是晚上抄的，白天哪兒敢抄啊，點油燈抄，拿手電筒看，得快看快抄，好和其它連隊交換別的章……”59歲的閆英手拿一疊發了黃、卷了邊卻字跡工整清晰的信紙回憶著，身邊是一群同樣激動而又神情復雜的花甲年歲老知青，他們回味著往昔，撫摸著那本書在他們生命中刻下的深深印痕，談論著臺上那個終于近在咫尺的寫書人，那種感覺，像是對著一個寵兒，又像是對著情人……信紙右下角的“黑龍江生產建兵團獨立二團”字樣標識著這群人曾經所屬的群體。

　　這群人還告訴記者了一個“秘密”，寫書人已經答應他們的邀請一起吃頓飯。衷腸得訴的這個機會，他們期待了整整40年。

　　日前在北京王府井書店舉行的張揚《第二次握手》終極版讀者見面會上，記者看到了如年少“粉絲團”般的無數中老年擁躉者。只是他們的“瘋狂”，有種深沉，甚至悲壯。

　　文學、時代、青春、情感、記憶……在這個特定的時空里，以一本書的名義發生著特殊的化學反應。

　　一本書，在它經歷了手抄本，幾次再版，無數次重寫的40年之后，依然以這樣的方式延續著它特殊的生命。

　　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描寫了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曲折的愛情和事業。科學救國的共同志向使大學生蘇冠蘭與丁潔瓊相握愛情之手，但因蘇父反對，丁獨自赴美留學，成為著名的原子物理學家。留在國內的蘇成了醫學教授，并與其父故友之女葉玉菡成婚。歸國后，面對無可挽回愛情的悲劇的丁執意奔赴邊疆。在蘇葉夫婦的誠意挽留下，丁終于留在北京獻身科研，兩雙事業之手再次相握。

　　這部曾在“文革”時期風靡大江南北，在全國范圍內引發“手抄本熱潮”的小說誕生于1963年，張揚最初寫就初稿時只有19歲，名《浪花》；1964年重寫更名為《香山葉正紅》；1970年重寫時更名為《歸來》，正是這一稿在社會上被廣泛傳抄，當時在南方名為《歸來》或《歸國》，在北方名為《第二次握手》。

　　小說的流行也使寫書人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張揚因《第二次握手》“吹捧臭老九、鼓吹科學救國”、“描寫愛情”等幾大罪狀，于1975年被逮捕并內定死刑，直至1979年才獲釋。同年，該書正式出版。

　　小說的顛簸命運記錄著那個顛簸的時代，這一切所形成的歷史鏡像，卻使小說似乎成了時代的標本。書內書外，共同成就了一個“文學傳奇”。

　　“從某種意義上，我這一輩子只寫了這一本書，但我總是覺得不滿意。”張揚透露，2009年時，上海文藝出版社要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希望收錄1979版《第二次握手》，卻被他拒絕了。“就是寫得不好，不好就不要拿出來。”200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揚改寫的60萬字新版本，他依然不滿意。而此次刪改的40余萬字，終于成了他滿意的“封筆絕唱”。

　　“這本書對于我們，甚至有點像在大海中快要淹死時，突然抓到一根稻草一樣，那時我們的生命、未來都很渺茫，更不用提愛情了，這本書讓我們知道了，只要你去努力，你也是有希望的。”60歲的老知青關亞州說。

　　“我從來認為自己這本書寫得不好，它創造的奇跡不是因為它寫得好，而是因為社會的需要。”這是張揚的坦承。

　　帶著時代的印跡，這樣的作品走到今天，會給今天的人們帶來什么呢？“盡管今天文化的產品汗牛充棟，但我堅信，只要有足夠的時間，《第二次握手》還是會顯露出它的本色，它的征服力和說服力，它的美麗和它的尊嚴，因為是中華民族需要的，是青少年需要的，因為它贊美了愛情、愛國主義，以及對知識與科學的追求。一個民族要不滅亡，要進步，青年一代就永遠要學會這幾種愛。”張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