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人們對于以下種種現(xiàn)象或許并不陌生:
    在經(jīng)濟領域,一味追求經(jīng)濟增長速度而忽視經(jīng)濟發(fā)展質量,“短命建筑”之類屢見不鮮。
    在文化領域,評價影視藝術作品的標準被一些人堂而皇之地換成了“票房標準”和“收視率標準”,只要贏得眼球,只要有錢賺,有的人什么戲都敢拍,全然不顧社會效益。
    在教育領域,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幼兒園的孩子送到各種各樣的學習班里,為的是應付小學的入學考試。應試競爭提前至此,讓人無言以對。
    在醫(yī)療行業(yè),過度檢查過度治療屢禁不止,抗生素濫用問題說了多少仍不見有效改變,就是因為抗生素價格高,開方醫(yī)生可以從中獲利。
    在食品行業(yè),食品安全問題不斷出現(xiàn),非法添加花樣翻新,以次充好瞞天過海,只要吃了不會立即躺下,什么東西都敢擺上餐桌,真是讓人眼花繚亂、心驚肉跳……
    這一切,都是“功利化心態(tài)”太重的表現(xiàn)。
    可以功利,不可“功利化”
    馬克思主義并不忌諱言利,而且要使人們認識利益所在,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問題是,現(xiàn)在有的人更多地關注個人的功利而不是國家的、民族的、大眾的功利,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功利化”心態(tài)以及行動上的只為小眾牟利。
    在市場經(jīng)濟的競爭機制下,個體與團體都存在追求利益的欲望,人們行動的積極性被充分激發(fā)出來。
    然而,如果沒有規(guī)范的約束與自我的控制,只講競爭和經(jīng)濟利益,忽視協(xié)作、監(jiān)督、公平等社會責任,甚至見利忘義,損人利己,很可能會導致個人主義恣意妄為,表現(xiàn)出各種唯利是圖、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
    種種功利化行為,往往從個人利益、個人價值和個人發(fā)展方面考慮較多,而從社會、他人利益方面考慮較少。一個文明、向上的社會中的公民,理應在奉獻的基礎上獲得回報,在面對所得的時候,應多躬身自問,自己是不是真正有如此的付出。
    被利益驅使,必然喪失心靈的激蕩和升華
    事實上，一切圖名、圖利、圖錢、圖快，待人處事一切視回報而定的功利化社會心態(tài)，已經(jīng)給我們社會肌體的方方面面造成了現(xiàn)實的損害。
    藝術其實是最不應攙雜功利的。康德認為：普通人之所以欣然接受并本能體現(xiàn)社會及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和審美，其主要原因便是：“非功利而生愉快。”藝術是人類審美地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而審美在本質上是超功利的。
    我們要大力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在注重經(jīng)濟效益的同時也必須要兼顧社會效益。當前我們的某些文藝創(chuàng)作和生產(chǎn)卻是過于功利化了。在利益的誘惑下，創(chuàng)作者往往難以抵御。編劇拼命接活，沒有時間深入生活就坐下胡侃、層層分包劇本。演員一夜成名之后變身“空中飛人”，同時跨幾個劇組拍戲，根本無法進入角色。在功利的鼓動下，一些人不可能潛心研究藝術，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心、真情放到作品中，也不可能跟我們的現(xiàn)實社會進行有效對話。于是，文藝作品遠離現(xiàn)實和心靈，空洞、濫情、蒼白也就不難理解了。
    過于功利化，內心完全被利益驅使，必然喪失理想追求，喪失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喪失心靈的激蕩和升華，喪失真情的表達和呼喚，作品必然難以觸及心靈，打動靈魂；過于功利化，背離藝術本質，遠離藝術家的心靈，更無法進入大眾的心靈。所以，人們難免有這樣的感嘆：現(xiàn)在的歌不好聽了，電影電視劇再不能萬人空巷了……
    作為社會根基的教育領域的諸多亂象，其根源也在于“功利主義的教育傾向”，即以培養(yǎng)“上名校、成人才”為目標的功利化教育。
    在功利化認識框架里，好學校就意味著好的未來、好的前途、好的職業(yè)，于是，擇校風越來越瘋狂。
    陜西西安的某個小學竟然發(fā)明出一條“綠領巾”，當成“激勵沒戴上紅領巾的學生”的手段，被學生們解讀為“差生”的身份標志。急功近利的態(tài)度，不僅將“育人”過程擠壓得扁平，更將庸俗淺薄的功利化價值觀念植入學生們的人生觀、世界觀。
    “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大學近年來急功近利，已是有目共睹。一所所大學高調宣布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計劃，其背后就是謀求政績，制造一種虛假繁榮。
    功利化的教育，導致當前學生身上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心態(tài)，這對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價值觀塑造和我們未來事業(yè)發(fā)展來說，毫無疑問是十分危險的。
    在功利化心態(tài)的籠罩下，社會的是非、善惡標準變得模糊，大量非道德的言行被人們奉為待人處世的行為準則。諸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對公共財富“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交朋友完全看是否于我有用，干工作完全看是否有助于自己升官發(fā)財，熱衷于勞民傷財、好大喜功，像楊善洲那樣不計回報的人太少……
    在道德的邏輯下，利他即利己，而繞開了基本的道德判斷，直接從行為能否達成利己的目的出發(fā)來選擇如何行為，無疑是一種極端功利主義的思維模式。相應地，人與人之間信任少了，真情少了，干部政績觀扭曲了。
    去除“功利化”產(chǎn)生的土壤
    中國自古就有義利之辯。“義者宜也”。“義”一般是指人們的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道德規(guī)范，“利”一般指物質利益。社會主義義利觀強調的是義和利的辯證統(tǒng)一，即承擔責任與獲得利益相統(tǒng)一。要做到義利并舉、以義節(jié)利。求利謀取經(jīng)濟發(fā)展，必須要有義的指導和制約，必須在國家的法律政策和道德規(guī)范內進行。否則，整個社會必然陷入混亂之中，義遭受踐踏，利也要受損失。
    我們要認識到，如果只囿于個人主義的功利角度思考，容易忽略他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會造成大量的人際矛盾與沖突；而個人如果要順利地生存發(fā)展，必須協(xié)調好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必須對個人利益與行為進行約束。
    糾正社會的功利化心態(tài)，還要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去除功利化產(chǎn)生的土壤；要加強社會的法治建設，給功利化行為有效地制約；要加強道德建設，讓有道德者受益而不是受損。真正符合道德的行為，在利他的同時，也是利己的，這才具有可持續(xù)性。我們要讓高尚、美好的道德充實人們的心靈，讓健康向上、兼容和諧成為社會的主流。（本報記者
李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