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攝影發生的改變
文/羅智子
緒 言
這是一個與時代發展有關的話題。誕生于1892年的德國文學評論家瓦爾特·本雅明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當初成為紀實繪畫替代品的攝影會遇上互聯網，并且就此完全改變了它的生產、傳播和影響方式，而現今的零零后從出生起就開始接受這種新媒體時代的攝影特征并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從這兩代人的差異之中可以簡單地看出攝影在20世紀發生的巨變，以及在21世紀初期新媒體的興盛給攝影帶來的革新。攝影的原材料從銅板、膠片變為電子芯片，照片的誕生從暗房藥水洗片變為精準的二位代碼的生成；照片的傳輸從單張的傳閱到刊登到報紙、雜志上供部分人欣賞，再到如今被無無數次復制粘貼，以至只要有屏幕人們就能看到照片；以往的攝影無法像現今這樣讓處于南極的人能看到此前一秒鐘北極的景象，也無法立刻得知這個人對這張照片有什么想法；再將攝影和人聯系起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這樣，平均人手一部拍攝工具，以前的人們也從來沒有想過照片可以成為反映現實、維護自身權益的工具……
這一切新奇現象的出現都伴隨著互聯網的誕生。總體來看，新媒體環境下的攝影發生的改變是順從互聯網傳播規律的。網絡傳輸的實時性能夠讓人們第一時間體驗照片誕生的“光暈”，內容多媒體性充分發揮了圖像的展示價值；多向互動性為公民攝影發展引入交流與反饋機制，與現實并行的網絡人際傳播使攝影成為一種社會力量，從而帶動公民攝影發展；此外，網絡中公民參與的低門檻讓專業攝影師面臨更多的社會擔當，他們也該思考專業主義發展的新路徑。
一、新媒體時代攝影的“光暈”重回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藝術作品》這本小書中提到傳統藝術品的“光暈”，即藝術作品誕生特定的時間、地點和情境，以及它給人帶來的膜拜價值及距離感；而現代復制技術則使藝術作品的這種“光暈”消失殆盡，取而代之是廣泛的娛樂消遣趨向的展示價值。然而在當下新媒體傳播時代，若不從嚴格意義上界定，被本雅明視為機械復制藝術作品代表的攝影是否也會具有某種類似于“光暈”的東西，使現代攝影也變得真實可感、令人敬仰？
（一）攝影的重回原真
關于藝術作品的原真性，本雅明在書中說：“即使現存最完美的藝術復制品中也會缺少一種成分：藝術品的即時即地性，即它在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①]就攝影而言，照片即其藝術成品，照片的即時即地體現在攝影師按下相機快門的一瞬間，就如同畫家在畫布上點上最后一筆水彩。然而現代攝影已經脫離了寫實主義繪畫的傳統，與繪畫相比，“攝影卻有強烈的‘現時’和‘此在’感”，“所有當時當地的‘偶發性’細節都在吶喊‘我是真的’——它們不僅手法上是真的，而且略經時間變換或模特移位便不可再原樣”[②]，成為一種新的藝術表達方式重現我們生活的世界，新媒體傳播技術讓觀賞者更接近這種原始真實。
    首先，當代數字成像技術已逐漸替代原始膠片成像，攝影師能即刻看到自己拍攝的照片，同時數字化進一步降低拍攝成本，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拍攝而不用考慮膠片及沖洗代價，極大地增加了攝影師的照片數量。單反相機的升級也使攝影師可以拍到一切宏觀、微觀、靜態或動態的畫面，照相機作為拍攝利器的同時，也充當了欣賞者觀看世界的眼睛。在19世紀以前，西方畫家無法確認馬的奔跑姿勢，直到影視鼻祖穆布里奇·埃德沃德拍攝的組照《奔馬》出現，人們才真正看到馬在奔跑時懸在半空時的樣子。而現今的拍攝技術更為先進，光圈與快門的適當配合及長焦、廣角鏡頭的應用能讓攝影師清晰地抓拍到更微小時間片段的畫面，突破人眼視覺極限。
    同時，在新媒體時代，攝影師能夠便捷地將數字格式的照片上傳并發布，這種傳播行為已能達到瞬時性（攝影師剛拍完一張照片，欣賞者就能打破空間阻隔立刻看到這種照片），以多媒體的形式同步感受攝影的瞬間和真實，且數字格式的照片本身不會因為無限復制而改變。從技術層面講，這種空間阻隔是沒有限制的，只要攝影師和欣賞者在時間上達成一致，這種即時傳播就可以完成；欣賞者也可以是一個群體，使得這種傳播具有廣泛性。
此外，網絡傳播的交互性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攝影師和欣賞者的位置，攝影師不再是一味高高在上 “懸掛”自己的作品，欣賞者也不只是低頭靜觀，這兩者可以在新媒體平臺上產生交流，包括拍攝的背景、內容的選取、照片傳達的現實與感情等，欣賞者能夠在欣賞之外了解到更多與照片相關的拍攝信息，從而形成對其全方位理解。如同攝影師在按下快門完成作品的瞬間，欣賞者也在現場體會這種獨一無二（盡管在空間上有所錯位）。同時這種交互性讓攝影師能及時得到反饋，增強對其作品的分享沖動，從而上傳更多照片。
    可見，在新媒體時代，大批量的照片（單張或組照形式）已能為欣賞者即時再現拍攝現場，讓攝影既源于生活又真實可感。辯證來看，傳統意義上攝影的原真性體現在攝影師的成像欣喜上，但這種欣喜只能被獨享，新時期的攝影正力圖將原真還原給大眾。
（二）攝影的膜拜價值
新媒體時代的攝影不同于傳統繪畫的遙不可及，照片沒有了繪畫的距離感，欣賞者不會因看見一張照片而感到占有某一寶貝的欣喜。但我們可以思考攝影折射出的膜拜價值，盡管它不可能像傳統藝術作品那樣成為敬奉對象。
首先是作為主體的攝影師。對于大師的敬畏在各個領域都會存在，攝影界也不例外。新時期的攝影師，人們對其的敬畏感不僅停留在他擁有高超的拍攝技術，也會在于他作為社會觀察家的責任感。本雅明說，傳統藝術作品的“光暈”轉變為機械復制藝術品的“震驚”，有些攝影師能夠不畏艱險深入到災難、戰爭之中為我們帶來充滿震撼力的作品，這種“震驚”即帶有對攝影師的膜拜價值。新媒體時代，攝影師的奉獻精神在互聯網中更能得到強化和渲染——不論是從人們對其圖片的更易接近上，還是從這種精神更能引起廣泛討論上來看。
其次，欣賞者會對攝影展示出的對象或內容產生膜拜，盡管不是神化的（可理解為欣賞者在觀看照片時產生的共鳴與折服感）。從影像的功用來看，影像技術的機械復制性有利于作品的流傳與展覽，將社會真相與先進文化意識展現給大眾。人類歷史上很少有類似這個時代的信息渴求，人們試圖超越政治看到社會真實，期待進入最先進的文明層次。科技文明前后，欣賞者從對神靈的膜拜更多地轉變為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傳統藝術中的神靈遙不可及，而對于現實優質的再現也是大眾期許而不容易看到的。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攝影師的作品極大地滿足了欣賞者的觀看渴望，人們接近照片的渠道更多元、便捷，攝影不再是個體的拍與看，而是群體的再現與深思。
二、從攝影公民到“公民攝影”的轉變所謂攝影公民，就是從事攝影工作的人群（專業攝影師）。隨著成像技術和通訊工具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拿起手機或照相機進行廣泛的拍攝，沖擊著專業攝影師的工作職責。攝影已經逐步從專業機構走向民間，日漸發展成為“公民攝影”。
（一）從攝影師到“拍客”
早期的攝影可以看作一種職業劃分，攝影師指專業從事（不論門類和對象的）攝影工作的人，他們具有一定專業技巧和職業素養，為社會承擔拍照的職責。如今，隨著專業相機的普及和手機等數碼拍攝工具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實踐專業或業余的拍攝，他們在將之作為記錄生活的手段同時，偶爾也會拍些社會現實，同時將自己的照片上傳到網絡進行發布。比如對突發事件的即時紀錄，如在網上流傳的多張7.23甬溫線動車追尾事故發生之初的照片，都是網友用手機拍攝，他們是普通百姓，但其照片非常類似于專業攝影記者拍攝的。甚至有時手機照片價值會超越專業攝影照片，為人們提供第一手突發事件現場的材料佐證，這正證實了在前一部分，攝影的“光暈”中提到的新媒體時代攝影的瞬時傳播性。除突發事件之外，社會邊角也可以成為公眾攝影的題材來源。有社會中被忽視的人群，也有社會主流想刻意遮掩的事件，而有些公眾對其有長期的接觸和了解，由于熟悉更能拍出有揭示意義的照片。
在這個移動互聯日益發達的時代，人們對互聯網的使用已不必通過碩大笨重的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信息接收端口通過便捷的3G、WIFI無線上網方式，讓互聯網已經變得觸手可及，未來將有更多人參與到這種攝影傳播行為中。這其中有普通百姓，自然也不乏專業攝影人員，他們愿意像廣大群眾一樣成為匿名的社會忠實紀錄者，而非僅是完成工作要求的專業攝影公民。以上就促成了“拍客”的誕生，他們自身有觀察現實和發布信息的意識，又占據著事件現場關鍵地點和時機，從而能夠原生地紀錄并為其他觀眾還原事實，產生廣泛的傳播意義。此外隨著微博、SNS網站等交互式新媒體形態的興起，拍客們有了更高效便捷的上傳照片的渠道，他們的誕生是新媒體發展的必然。（二）公民攝影日漸發展
從上述拍客現象的誕生來看，攝影變得平民化、大眾化，廣大百姓日漸從拍攝的客體變為主體，參與到影響群眾、影響社會的大眾傳播行動中來。公眾開始勇于承擔社會道義，為周圍人提供社會真實，從而促使社會相關人士開始思考或采取行動。當這種行為在社會群體中占有相當比重時，公眾就可以影響社會議程的設置。
從這一點看，攝影的公民化走向很類似于誕生于美國的“公民新聞運動”。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國新聞界興起的一個社會運動，即新聞界面對社會的批評和信任危機而提出的解決方案，它強調由公眾而非新聞工作者來設置新聞報道的議程，對傳統新聞規范形成了強烈的挑戰。而作為記者，“應該從普通公民的視角來報道新聞和事件，而不應該為高級政治人物或當地的精英人物代言。”[③]這就要求攝影師要有公民意識、公民義務并且承擔公民責任，提供一個民主社會需要的信息，用良知判斷社會現實，用照片滿足受眾訴求，最終把攝影變成維護自身權益的行為。這其中需要勇氣和擔當，要面臨無法預知的危險，還需要直面一些社會生活中的敏感話題。好在新媒體帶來的最大便捷便是公民的高度參與性，圖片發布渠道已經突破了原有的攝影展和傳統紙媒，攝影師可以輕松地將以往可能被把關人阻攔的照片發布到互聯網中，而這些照片往往能反映社會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從而得到解決。在web2.0時代，公民新聞日益興盛，維護公民的權益是公民新聞運動的最終目標，或許在新媒體時代，這也可以成為公民攝影的目標所在。
三、專業攝影師的發展方向    新的時代為攝影本身及圖片傳播奠定了良好的技術基礎，我們可以看到照片已不再是本雅明歸類的單純藝術作品了，照片中視覺內容的承載和多次傳播已將照片變得具有社會屬性（本雅明對其定義為政治意義）。因此在當今日漸增多的廣大民眾參與到攝影事業中來時，專業攝影師要把自己當作社會工作者看待，保持專業高度的同時提升自身媒介素養，將鏡頭轉向針鋒相對的社會現實，此外專業攝影師要對相機和照片帶有誠意，在擔當社會責任時也有一份情感擔當。
（一）攝影師應提高自身媒介素養
在媒介環境日新月異的今天，基本的媒介素養是每個人都需具備的，專業攝影師作為媒介信息的生產者，這種素養就顯得尤為重要。對于攝影師而言，新媒體環境下的媒介素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攝影師要對我國媒介環境有清晰的認識和評價。攝影師要經常接觸互聯網不斷更新的內容，要能正確區分不同媒介的傳播方式和輿論環境，同時要了解國家對于媒體傳播、特別是相對陌生的新媒體傳播的相關法律法規，認清自己應以何種身份和方式參與到互聯網內容傳播中。攝影師要尋求到合適的拍攝題材，力圖在不違反原則的情況下利用互聯網的圖片傳播功能，極大地滿足公眾對于優質攝影作品的期待，成為公民攝影的引領者，主動營造健康、和諧的輿論氛圍。當然，對新媒體的熟知是利用其進行圖片傳播的前提。
二是攝影師應該具備熟練使用各種媒介的能力。傳統媒體中報紙、雜志的照片登載發行方式是攝影師熟知的，現在主要是增加對新媒體的使用能力，特別是對于新興的又較有發展前景和影響力的媒介，例如自媒體中的博客、微博、SNS網站等，知道如何后期加工照片、上傳照片、發布照片以及獲知后續公眾的信息反饋。在必要的情況下，攝影師要能在第一時間直接將自己的作品利用新媒體平臺發布，而不是通過報社、雜志社等中轉媒介，這樣才能很好地維護攝影的原真性，發揮照片瞬時分享的魅力。與此同時，攝影師可以利用新媒體的信息反饋資源，了解自己照片的轉載及評論情況。在傳統的平面媒體上，照片發表之后攝影師便完成了工作任務，很少有機會聽到讀者對其作品的思考和評價，是典型的單向線性傳播。而互聯網是一個多項互動的世界，攝影師面臨的是公開的、相對不確定的新媒體使用人群，各種層次的評論意見構成很好的自省資源，不僅能讓攝影師對公眾期待有合理的判斷，還能讓其不斷提升自身攝影能力。
（二）攝影師向社會紀實的轉變
專業攝影師與公眾相比是一個極小的群體，當有突發事件時他們恰處于現場的概率很低，盡管這類攝影題材是公眾期待的，很具紀錄價值，但攝影師無法保證“我在現場”。在此情況下，攝影師要把“我在現場”的期待轉變為“我去現場”的行動。一方面能夠臨危不懼主動趕往事發現場爭取時效性，要像部分攝影記者在汶川大地震、玉樹地震發生之后盡可能早地趕到現場并為公眾發回報道；另一方面，攝影師要把身邊的生活圈當作素材來源，如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對基層農村的關注，對氣候和環境問題的關注等，借助互聯網的廣泛傳播，這些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照片很容易成為公眾和政府有關部門關注的焦點。攝影師的重任就是將它們直接擺到人們的眼前。紀實攝影于 19世紀80年代在歐美誕生之初時，當時的攝影家只是為人們紀錄了過去的時代風貌，但他們誰也不會想到，“紀實攝影不但記錄了歷史，更把歷史中人類的生存的狀況拍攝報道出來，同時還影響著社會的進程”[④]。
以上這些行動是專業攝影師和普通公眾都能做到的，然而與普通公眾相比，前者以技術和經驗見長，其照片在一定程度上會選取更巧妙的角度，把照片拍出較強的視覺沖擊感。本雅明在書中提到藝術品經歷了機械復制后觀者的感受從“光暈”轉變為“震驚”。但是與震驚相伴隨，人們在看多了反復復制的相似題材、風格的照片后會產生與之截然相反的心理狀態，即“心神渙散”。[⑤]試想某一事件突發，有幾個攝影水平和構圖角度相似的人同時在現場拍攝了照片紀錄這件事，都將之傳到互聯網并很快傳播開來，網民看到第一張照片時自然會為事件本身驚異萬分，懷著強烈好奇心觀看接下來的第二、第三張照片，然而當看到足夠多的內容已無新意的照片時，人們的觀看興趣便會消失。由此來看，專業攝影師就需要在固定的拍攝題材中保持靈敏、尋出新意，確保拍攝畫面的吸引力。需要補充的是，在追求畫面吸引眼球的同時，一定要確保照片的真實性，這也是專業攝影師的職責所在。
（三）攝影師的情感注入
攝影師將攝影作為一種職業，照相機對他們而言就如同戰爭中士兵手里握著的武器，不同的是武器對對方的接近代表著敵對，而照相機對拍攝對象的接近代表著親和。專業攝影師對照相機和被拍攝對象的情感深度遠遠超過非專業攝影者，他們理應對攝影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從而讓攝影回歸到藝術作品起源上的情感表達屬性。當代人總是抱怨信息的超載、新媒體的發達造成社會人情的淡漠，但這也許只是人們的習慣性躲避引起的，有調查研究表明互聯網中人們對陌生人的信任度和傾訴程度高于網絡中他們的熟悉人，可見在新媒體時代公眾依然向往著豐富的人情。專業攝影師要能和被拍攝對象之間建立真誠的交流，用一雙慧眼發現些公眾未知卻期待的東西，從而通過自己的照片將之傳遞給公眾，傳送到這個異彩紛呈的新媒體世界中。而這，可能是一個萬事無憂之人的一點恐慌，也可能是一個窮兇惡極之人心中的一絲善良。
結 語最后，同大家分享被譽為“新聞攝影之父”的艾森斯塔特表達對攝影的熱愛的一席話：“我喜歡照相，我活著就是為了要拍照。在攝影的事業上，我永遠不想退休。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實在走不動了，那么我還可以坐在椅子上，抱著三腳架，裝上長鏡頭，拍拍天上的飛鳥呢！”[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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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引自鐘麗茜所寫《本雅明論攝影藝術與紀實影像的先進文化功能》，載《現代傳播》， 2011年第6期。
[③] 引自鮑勃·富蘭克林等所著《新聞學關鍵概念》，諸葛蔚東等譯，第28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④] 引自一可編著《1839-2008攝影術的歷史》，第93頁，重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⑤]引自杜曉娟所寫《獨樂樂還是眾樂樂——論復制技術對藝術傳播的影響》，載《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⑥]引自一可編著《1839-2008攝影術的歷史》，第216頁，重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