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欣賞的屬性，決定了字跡的形質、線條的韻致永遠是書法藝術的最后價值。因此，古代那些被后人賦予了極大藝術價值的偶然為之的手札便是一種證明。除此之外，那些書法本體意識比較強的書法家所書文辭的選擇無外乎是官修文選的文章，前賢優美的詩詞，或者是自作的詩文。一篇《千字文》被多少書法家書寫無需統計，卻說明了古代書法家所書文辭的選擇具有極大的從眾意識。

　　考察書法史，惟當代書法家所書文辭的選擇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比如“文革”期間，寥寥可數的當代書法家所書的字帖，文辭選擇基本是毛澤東詩詞，其次是魯迅詩詞，要么是樣板戲的唱詞。斯舜威無奈地說過，毛澤東詞作《詠梅》，林散之寫了數百幅。喜耶，悲耶，不得而知。我理解林散之，在階級斗爭無限上綱的特殊歷史時期，沒有哪一個藝術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寫不合時宜的文辭。

　　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1980年之后，藝術家創作的環境一天比一天寬松，于是，復古主義思想出籠，書法家毅然決然地面古求榮，所書文辭非古句不寫，非舊詩不選。因此，在一個漫長的時期，我們徜徉于《古文觀止》、唐詩宋詞元曲之間，使當代書法創作彌漫了歷史的書香。

　　可是，一成不變總不是明智之舉。當我們對“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等詩篇感受到審美疲勞的時候，勢必對這類詩篇的載體——書法作品，也會產生或大或小的失望。

　　以上的感受許多有識之士也都有所表現，比如，有識之士倡導書法家寫自作詩文，以改變書法家書寫文辭的“老三篇”現象。應該說，這樣的倡導沒有錯誤，只是有識之士沒有考慮當代書法家的文化局限。古今之分，可不僅僅是時空的轉換，當代社會所發生的遽變，已經改變了一個社會對一個人的素質考量。因此，當代書法家單一的文化形象和一元的文化結構，至少在詩詞欣賞和寫作上遠遜于古人了。為此，我曾作文呼吁，還是少寫自作詩文為好。

　　細心人有可能認為我進入了二律背反的情境之中，言顧左右而言它，沒有明確的方向。的確，寫“耳熟能詳”的古代詩詞容易讓人麻木，寫自作詩文，又覺得輕淺，那么該寫什么才好呢？

　　是的，該寫什么才好？

　　書法藝術發展到今天，的確有了長足的進步。書法教育，書法展覽，書法欣賞，書法營銷，均讓古人汗顏。惟文化素質這一點，我們在古人面前汗顏。

　　當然，我所提出的文化素質是狹義的文化素質，也就是說，這里討論的文化素質需要落實在書法家需要具備的知識層面。當代人慣常使用的西語、電腦、機器人等，當然不在這個范圍。

　　書寫什么樣的文辭，對書法家來講不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對文辭的選擇，體現了書法家古典文學的修養。而這種修養對書法家至關重要。書法藝術畢竟是綜合藝術，缺少文學的環節，其表現自然蒼白。當代書法家古代文學的修養令人堪憂，不要說提出自己的見地，就連基本常識都搞不清楚。于是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書法家們一只手執筆，另一只手端著一個小本子，秉筆作書，所依靠的就是小本子記載的文辭。

　　缺少必要的古典文學修養，所導致的自然是書寫的千篇一律。當我們對“春云夏雨秋月夜，秦書晉字漢文章”、“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等流行文辭進行周而復始的書寫時，難道我們不該拓展自己對浩如煙海的古典文學的認知嗎，不該選擇與自己智識、情趣相頡頏的個性化文辭嗎。我之所以對叢文俊先生《豐草堂題跋書法》一書百讀不厭，正在于這樣一本書法集是其他書法集不能替代的。它集叢文俊的書法、學識、趣味、個性于一體，呈現了一位當代學者、書法家迥異于他人的文化呈現和文人書寫，復制了唐宋以來書法家們的智慧風采，頗值得玩味。《豐草堂題跋書法》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對古典文學的某一個領域或某一位作家、詩人，需要保持真正的熱愛。熟讀作品，明晰含義，了解作者的心性，挖掘作品的內涵，當我們與這樣的作家和這樣的詩人產生心理的呼應，再書寫他們的文辭，是不是會有另一種精神景致呢。

　　書寫什么樣的文辭，是書法家個人的選擇。不管選擇什么，但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你熟知的作家、詩人的作品，你能夠理解的作家、詩人的作品，可以讓你感動和悲憫的作家、詩人的作品。當然，如果自己也能夠寫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詩并書”，誰都會說這是書壇的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