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的雕塑家做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沒有地方放，都得進入公共的戶外空間進行展示。”深圳雕塑院雕塑家夏和興直言，公共雕塑主要就是展示空間的力量。問題是，如何讓這些進入公共空間的雕塑展現出空間的力量？

　　《風馳》，以抽象的形態表現一只帶翼飛龍正在隨風而起的形象，光潤的石材和多變的形體輪廓，給觀眾的視覺帶來豐富的感受。這是在由中國雕塑學會、中國美術學院與蕪湖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首屆“劉開渠獎”國際雕塑大展暨蕪湖雕塑公園開園儀式上，意大利雕塑家吉歐·菲林獲金獎的作品。從11月27日起，《風馳》將和來自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的521名藝術家的2017件投稿作品中遴選而出的66件作品一起，在安徽省蕪湖市占地3800畝的神山公園永久展出。

　　不銹鋼恐怖主義=城市垃圾

　　“20世紀，一種新的雕塑樣式從西方引入到中國，它使雕塑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雕塑分為架上雕塑和公共雕塑，后者放置于戶外公共空間。在公共雕塑部分，自從1982年，以劉開渠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雕塑人倡導城市雕塑建設，中國的公共雕塑開始有了長足的發展。除了一部分雕塑繼續承載主題性使命以外，更多的公共雕塑以輕松活潑的方式，與城市空間和環境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美化環境、提升空間品質、讓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說。

　　誠然，優秀的城市雕塑作品可以與周圍的自然環境珠聯璧合：很多戶外雕塑——廣州五羊雕塑、深圳的拓荒牛、珠海的漁女、哈爾濱的防洪紀念塔，羅馬的母狼塑像、哥本哈根的美人魚、華沙的持盾女神、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它們使城市更具親和力，有的上升為一座城市的標志，甚至都成為城市的文化象征與文化符號；而中國極負盛名的公共雕塑作品——“人民英雄紀念碑，從1952年建成開始，如果按每天3萬人次參觀，到現在已經超過5億人次的參觀量，而實際數字遠比這個還要巨大。”藝術評論家殷雙喜計算的結果，在雕塑家曹春生看來，有力地說明了“雕塑就是強迫的藝術，人們天天都能看見，如果做得好，賞心悅目；如果不是好作品，那就是城市的垃圾。”

　　“在城市文化的構建中，公共雕塑藝術擔當著獨特、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作用。它是視覺化、物質化、持久性的文化載體；它是一種公共空間、公共環境當中的藝術形態和藝術現象。”中國美院公共藝術學院副院長于小平說。然而，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公共雕塑還存在一些盲區：全國“城雕熱”持續升溫，出現了一些問題，給城市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一些雕塑甚至成為“景觀污染”。

　　據長春世界雕塑大會上專家的統計，近30年來全國各地的“托球式”公共雕塑就不下100萬座。而今很多地方的公共雕塑是越做尺度越高、越做體量越大、越做數量越多，但大多徒有大構架而缺乏靈魂；大批量的、短周期的、高速的作品太多，城市雕塑儼然成了一種快餐式產品，缺乏內涵和創意，常常淪為模仿、克隆，形式雷同，沒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和精神指向。在很多城市，眼前聳立的都是面目差不多、含義不清的抽象雕塑，業內戲稱為“一個球、幾條線”；以“騰飛”、“崛起”、“向上”等為題材的不銹鋼雕塑泛濫，甚至成為望而生厭的“不銹鋼恐怖主義”作品；有些地區還開辟文化一條街，把一些長袍馬褂真人大小的雕塑送上街頭，以此來強調文化和歷史。專家們坦言，這些貌似雕塑的“東西”實際上已經與雕塑藝術的實質漸行漸遠。

　　“近些年城市建設一哄而上，在急迫改變家鄉面貌的良好愿望與刺激經濟騰飛的現實利益的共同驅動下，城市快速膨脹。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冷靜梳理與理性規劃，對公共雕塑的組織和創作盲目立項、倉促上馬，造成公共雕塑徒有其表、千城一面的同質化現象。許多地方的公共雕塑都給人似曾相識之感，很少能引起公眾的共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些都是喪失‘靈魂’的作品。”于小平認為。

　　可以說，公共雕塑是一種強加于人、強加于環境的藝術品，它在占據一定空間的同時，又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視覺沖擊性，給人造成視覺以至心理上的刺激。正因如此，一個公共雕塑工程的甲方、乙方中一旦有一個環節缺乏對客觀環境條件的準確判斷和把握，或者片面強調了某些方面的要求，就有可能違背雕塑藝術創作的規律，產生“不銹鋼恐怖主義”式的“城市垃圾”。

　　蕪湖模式：將公共意見納入創作之中

　　永久展出。這4個字對于雕塑家而言，真是頗具吸引力。蕪湖市副市長洪建平介紹說，這個項目的源起，是基于主辦方認為公共雕塑被譽為“無聲的詩、立體的畫”，對于營造和諧的城市空間、優美的城市環境和高品位的城市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而產生的。

　　“這次‘劉開渠獎’活動起點高，邀請了40多個國家500多位藝術家參與展覽；依托中國雕塑學會、中國美術學院，有強力的專業支撐，征集的作品也是高質量、高水平的；期待這個獎項和展覽都有延續性。”在探討“雕塑藝術與城市公共空間”的活動中，湖北美術館藝術總監冀少峰認為，在中國缺少或者不具備西方藝術基金會支持模式的前提下，以政府、學術機構、藝術家三方參與建設戶外雕塑和雕塑公園的“蕪湖模式”的形成，以及“蕪湖模式”給中國雕塑藝術的發展，都值得業界探索。

　　孫振華介紹，此次“劉開渠獎”活動，在組織創作方面，主辦方采取了兩段式的做法，一方面給予參加創作的雕塑家以相應的物質鼓勵，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具體制作上，由中國雕塑學會組織有制作經驗的雕塑家進行質量的監制，以保證藝術品質。這種結合，改變了過去存在的重設計、輕制作的情況，使作品質量能得到整體上的監控。“蕪湖市政府在合作過程中，充分尊重藝術規律，這種良好的合作關系對當前中國戶外城市的建設是有著示范意義的。”中國雕塑學會會長曾成鋼說。

　　當代公共雕塑要有某種精神指代，通過雕塑達到情感、理念的共識。雕塑除了要有審美功能和文化含量，還要與當下需求發生關系。“雕塑藝術如何介入公共空間？從中國的語境來看，這是一個政府、藝術家、藝術機構三方協調、博弈的過程。個人化的藝術創作偏向自律，而公共的藝術則偏向他律——戶外公共雕塑應當在自律和他律之間找到‘混合策略’。”中山大學教授馮原認為，以創作在先、任務在后為核心的“蕪湖模式”，是一種新的混合策略。

　　在這個混合策略中，藝術家的作用尤為重要。《雕塑》雜志社社長范偉民認為，雕塑家從事公共藝術的時候，應當冷靜思考周圍環境區別好公共雕塑與繪畫及室內架上雕塑的明確意識，真正做到大處著眼，細心下手，才可創作出適合環境的雕塑作品來。

　　而在美術評論家魯虹看來，這種混合策略中，需要甲方意志的消減和藝術家意志的增強。“比如前幾年深圳組織創作《深圳人的一天》群雕，在創作過程中吸收了眾多市民的觀點，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來看深圳人、深圳歷史和深圳文化，做出來的作品包含了各行各業的人物群像，非常受公眾的歡迎，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去和這些雕塑合影。”魯虹認為，藝術家意志的增強，應當將公共意見納入創作之中，調節政府和社會、社區組織、公民的關系，借此達到一種和諧。

　　蕪湖所探索的這種混合策略，既有普遍適用性，也具有自身的不可復制特性。“建設好的公共雕塑園區，也得要天時地利人和。”曾成鋼表示。“混合策略”對于建設公共雕塑，是提升地方文化品質的好方法，但后續城市不宜簡單模仿，還要因“城”而宜，根據自己城市的規劃和文化戰略，建設有特色的戶外雕塑和雕塑園區。“其實我們也可以想辦法，讓公共雕塑和其他新建及原有建筑、景觀、市政設施巧妙、智慧、富有創造力地結合，讓獨特的地域文化自然而然地滲透到城市的各個角落。”這，不應僅僅是一位雕塑家的理想。

風馳（雕塑） 吉歐·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