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紀念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人員合影
【人民的學者】鐘敬文
□ 周巍峙(中國文聯名譽主席)
今天參加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我心潮澎湃、感觸良多。鐘敬文先生,是我在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和發展事業上非常尊敬的師長,親密的戰友和知心的朋友。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對著歷經文化大革命沖擊破壞,民族民間文化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況,一批著名的老專家奔走呼吁,建議政府對民族民間文化進行全面的挖掘、整理和搶救性保護。這其中就有當時已經80歲高齡的鐘敬文先生。在這些先生的倡議和推動下,文化部、國家民委先后會同中國文聯有關文藝家協會開始收集整理,出版編纂了“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浩大工程。鐘敬文先生不顧年事已高,承擔起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主編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順利完成,為建設我們中華民族“文化長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國家卷包含4萬多則民間故事,另外還存有10倍于此的地方資料,在今天已經成為實現文化發展繁榮最深厚的資源。
鐘敬文先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民間文化的研究、保護工作。正是在他的引領下,我國的民俗學、民間文藝學才得以建立和發展,構成了民族文化保護和發展的重要組成力量,我們今天所開展的很多文化保護事業正是受益于鐘敬文等一批老先生所開創的領域和所積累的經驗。每一個故事、每一首民歌、每一條諺語都是文化工作者從田間地頭搜集上來的。正是他們持之以恒、求真務實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很多“轟轟烈烈、熱鬧非凡”的文化事項。文化工作重在積累、貴在堅持,潤物無聲才能深入民心。
鐘敬文先生被譽為“人民的學者”,我要向他學習。學問、事業是踏踏實實做出來的,做傳統文化的研究,就要少一點浮躁,多一點堅持;少一點忽悠,多一點實干和學習!這正是我們今天紀念鐘敬文先生的意義所在。
(本文系作者在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
緬懷鐘老,做民間文化的守望者
□ 李 屹(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
今年是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教育家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今天,我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舉行座談會,紀念和緬懷鐘敬文先生為開創我國民間文藝事業立下的不朽功勛,為新中國教育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重溫文藝學前輩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學術思想品格。
鐘敬文先生是我國現代百年史上最重要的學術文化大家之一。他從青年時代就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畢生致力于教育和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研究,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望。與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鐘敬文先生從早期接受西方先進人文科學影響到最后接受馬克思主義,逐步完成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由民主主義進而追隨社會主義的人生歷程。
鐘敬文先生畢生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園地里辛勤耕耘、堅持不懈,撰寫了大量文章及專著,為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文學理論建設和學科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自上個世紀20年代前期,鐘先生就開始在故鄉搜集歌謠、故事,并陸續發表有關民間文藝的文章。他的重大學術、文化、教育成就和社會活動影響,反映在他一生撰寫的大量著述中。同時,他在世界范圍內創立了“民俗學的中國學派”,被國際同行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是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倡導者和領路人,同時也是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高等教育事業的奠基人。
鐘先生自1949年7月回國參加全國第一屆文代會起,就與新中國的文化藝術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并與中國文聯及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凝結起特殊的關系和感情。他曾榮任中國文聯委員、榮譽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曾獲得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是民間文藝戰線上最有影響的旗手和思想理論家。
鐘敬文先生晚年參與中國民族民間文藝十大集成工程,重點參加了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搜集編纂工作,并擔任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主編。在這項浩大的民間文化工程中,他的民俗學學說體系得以進一步確定,他所提出的中國民俗學派理論,也反映出他的本土文化實踐和田野調查積累以及民間文化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人文思想成果。他在領導民間文學集成的工作中,通過全面清理和研究中國傳統民間文藝資源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為中國民協后來開展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工作,奠定了前期理論準備和隊伍人才基礎。鐘敬文先生在倡導并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工程中的學術思想和奉獻精神,再次體現了他將學術發展與國家社會重大文化發展目標聯系起來思考的境界。他的許多精辟論斷閃爍著進步思想和時代人文智慧的光芒,在民間文藝界、教育界及當代學人中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仍作為重要理論思想影響和指導著中國民間文化事業的發展與實踐。
鐘敬文先生是傳統文化的堅定守望者,人民文化的堅強捍衛者,無愧于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宗師和楷模。在鐘敬文先生的身上,我們領略了一個文化大家的卓越風范;鐘敬文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在當今的文藝事業發展中仍然熠熠生輝,是我們不斷學習和繼承的寶貴財富。
今天,當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民間文藝事業的接力棒傳到我們這一代人手上,我們備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每一位有志于為中國民間文藝事業奮斗終生的同志,都應該學習鐘先生那種高度的愛國熱情和對人民的深厚感情;發揚他孜孜不倦、鍥而不舍的忘我精神和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的學風;秉承他嚴謹堅毅的治學態度和博學強記的本領;恪守他持之以恒的開拓探索的勇氣和敢舍棄、有擔當的精神,以扎扎實實的工作成果為實現文化強國的偉大夢想作出新的貢獻。
(本文系作者在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
被民間文藝潤澤的華美人生
□ 羅 楊(中國民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
今天,民間文藝工作者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共同紀念和緬懷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先驅鐘敬文先生。此刻不禁令人浮想聯翩,思緒萬千。
作為中華文明一半和中華文化根脈的民間文化,源遠流長,浩如煙海,博大精深。而歷代封建帝王視民間文化為草根唏以不屑。自“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起,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自覺地把民間文化作為反抗封建舊文化、創造現代新文明的有生力量。鐘敬文先生從劉半農、鄭振鐸、周作人、董作賓等民俗學研究先行者那里以及西方文化人類學學者那里接手了民俗學研究的基本方式與方法,在新的歷史時期,構建了民間文藝學理論體系,開辟了民俗文化學的學術領域,并朝著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方向發展。他用溫暖的現實主義情懷來謳歌民間文學作品,抵制民俗學研究當中脫離田野、急功近利,將民俗學演變為現實斗爭工具的不良趨勢,凸顯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視“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學術獨立精神和價值追求。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及重視實證的學術研究新風氣。天道酬勤,通過鐘老和他的弟子們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如今民俗學終于發展為我國學科領域中的一棵碩果如花的參天大樹,并以“中國學派”巍然屹立于世界民俗學之林。
鐘老一生浸潤著民間文藝的乳汁,畢生致力于學者與民眾的對接,專家與草根的對接,書齋與田野的對接,民族與世界的對接。1984年鐘老在步入80高齡時眾望所歸地當選為繼郭沫若、周揚之后的第四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晚年的鐘老依然每天夜以繼日埋頭于民俗資料堆積的峽谷中,沉醉于民俗研究,不計功名利祿,排除世俗煩擾,清心寡欲渾然忘我,所有的心血都化作民間文藝的蠟炬在熾熱地燃燒。鐘老晚年還參與了中國民協所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及編撰工作,并任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主編,這也為中國民協后來開展的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做了前期的理論奠基和人才準備工作。大批具有民間文學研究天賦和興趣的年輕學子,在他的感召下,走進了民間文學的研究領域,殫精竭慮,薪火傳承,確保了中國的民俗學在世界民俗研究領域的勃勃生機和強勁后勁。作為師長,他所展現出的“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大家風范和高尚學養,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優秀傳統美德的自覺繼承,他所發出的正能量無疑具有“燈塔效應”,成為引導年輕一代民間文化工作者的燈盞。
光陰荏苒,在鐘敬文先生離開我們已10年的日子里,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民間文化研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新機遇。當歷史的車輪進入到“非遺后時代”,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與以馮驥才主席為代表的一批民間文藝界的中堅力量一道,在繼續沿著鐘敬文先生規劃的民俗學研究方向前行的同時,不斷地探索著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研究的新途徑,以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理想。
鐘敬文先生一生篳路藍縷、百折不回,將畢生獻給了他所摯愛的民間文藝事業。或許,我們不易從他身上看到那些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驚天事件,而他內心所蘊含和身上所散發出那種治學嚴謹,虛懷若谷,雅量高致,善為人梯的人格魅力和強大精神力量在穿越歷史的時空后仍然折射出熠熠華彩。緬懷鐘老,方知世事之滄桑;緬懷鐘老,方知事業之艱辛;緬懷鐘老,方知民間文化之絢爛;緬懷鐘老,方知生命之華美。我想,在當今這樣一個民間文學特別容易被人們所忽視所忘記,而實現“中國夢”的美好愿景又特別需要民間文化作為民族文化復興底蘊的今天,民間文藝工作者的使命不是在書齋里窮其學理,或鉆進象牙塔里舞文弄墨,最緊要的任務是融入到如火如荼的社會生活的洪流之中,與民族文化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像鐘老那樣去不斷揭示民間文化的真諦,彰顯民間文藝工作者應有的時代品格,去完成鐘老及老一代民間文藝工作者的未盡事業,從而創造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民間文藝的新輝煌。
我相信,今后在我們為實現民間文藝事業理想的路道上,鐘老學術思想的精魂將會始終與我們一起同行。
(本文系作者在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個愿做泥土的人
□ 劉錫誠(中國文聯研究員)
鐘敬文先生雖然不是我的本師,卻是我所崇敬的詩人、散文家和學者。他骨子里有一種詩人的氣質和想象。他曾對我說:“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詩人鐘敬文’!”他在一首詩里寫道:“幾株黃落及霜天,觸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將身作泥土,春風酬爾綠蔭圓。”他的“舍得將身作泥土”的獻身精神,始終鼓舞和激勵著我。
上世紀50年代初在北大讀書時,我學的專業是俄羅斯——蘇聯文學,但我的畢業論文做的卻是民間文學。所以,我當學生時就讀過鐘敬文先生的不少著作和文章,應該說對他的生平創作已經有了大致了解。頭一次見到他,卻是1957年11月批判他的會上,那是我剛分配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工作兩個月后。其實,我真正認識鐘先生并與他有私人之間的過往和交誼,卻是在“文革”結束之后。那時,我在《文藝報》編輯部工作,擔任恢復文聯各協會領導小組的組長林默涵、副組長張光年和馮牧等,都是我的領導,舉凡討論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恢復方案的會議,總是叫我去參加,鐘先生是恢復民研會籌備組成員之一,還因為我的老伴馬昌儀在文學研究所民族民間文學組供職,鐘敬文的生平和學問是她當時選定的一個研究題目,曾寫成一篇長文《求索篇——鐘敬文的民間文藝學道路》,因此與鐘敬文和陳秋帆先生過從甚密,我也就很自然地與鐘先生多了一些接觸和討教的機會。后來,我在他榮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席時期,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前后長達7年之久,鐘先生對我有很多幫助和教誨。在我去職之后的歲月里,我和鐘先生之間的莫逆之交,一直持續到他離世。我與鐘先生交往中的許多往事,特別是他對我的鼓勵和幫助,如今還歷歷如在目前。
1983年3月20日,是鐘敬文先生80歲生日。在此之前,我作為《文藝報》的編輯,去他的住處北師大小紅樓向他約稿,他把剛剛寫好的《民間文學談藪》的序言給了我。我編好后,另擬了一個題目《民間文藝學生涯60年》,發在《文藝報》上。同時,我給胡喬木和周揚兩位文藝界領導人分別寫了內容相同的信,告訴他們今年是黨外左派人士鐘敬文先生80壽辰,建議他們給鐘先生寫封信表示祝賀。周揚很快給他寫了“成績卓著,眾所共仰”八個字的信。此前,兼任著民研會主席的周揚,正對民研會內部的混亂情況煩惱不已,曾于1982年12月14日在他家里召集中國文聯黨組的副書記趙尋和延澤民,民研會的副主席鐘敬文、馬學良,以及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王平凡等人,開民研會主席團特別擴大會議,研究解決民研會領導人的方案。正是在這次特別會議上,任命了以延澤民同志為組長的民研會臨時領導小組,我也被提名為成員之一。到1983年秋,周揚和文聯黨組決定把我調去民研會主持工作。
這一年,大力倡導思想解放運動的周揚同志,因提出“社會主義異化論”而遭到猛烈批判和攻擊后,于11月6日被迫作了違心的檢討,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作為民研會主席的他,在秘書攙扶下,于12月8日帶病來到崇文門向陽招待所(現崇文門飯店)民研會二屆二次理事會的會場講話,當眾與鐘先生有一段對話——
周揚:我不知道我們攻讀民間文學博士學位的有多少人。
鐘敬文:我們現在還沒有招,教育部授權我培養博士研究生,但我考慮到目前條件還不成熟,所以沒有招。
周揚:我認為應該招收民間文學博士研究生,這倒不是為了名譽。按照民間文學的財富,是應該也可以產生博士的。關鍵是我們的重視和培養,博士學位可以反映學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國家對它的重視程度。
鐘敬文:外國人研究我們的東西,得到博士學位的很多。
周揚和鐘敬文的這段對話,成為促進我國開始培養民間文學博士研究生的先聲。
民研會要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換屆。我被中宣部干部局老局長召去商量人選,并告訴我,有人把干部部門擬定的鐘先生的名字勾到了后面去,使林默涵同志很是生氣。我想,既然組織上給了我這個權力,我就毅然地把鐘先生的名字改回到了第一位人選。我的意見最終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同意和認可。在鐘先生領導下,與他共事的年月里,我們啟動了“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這個重大的民間文學工程。為了避免無謂的紛爭和掣肘,順利推動工作的進行,我提名由周巍峙部長和鐘敬文先生擔任常務副總主編。在長達25年的調查和編纂過程中,鐘先生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
鐘敬文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并論證了建設“民間文藝學”的命題,20世紀80年代又提出和論證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的命題。他為中國民間文藝學建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繼續前進的基礎。
(本文系作者在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本刊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