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漢族民歌，人們一準先想到的是陜北民歌；而提起陜北民歌，人們必先想到信天游。

　　1945年，位于陜西延安清涼山下的新華書店正式出版了《陜北民歌選》，它的歷史意義不但在于使民歌成為科學意義上的有譜有詞的完整載體，而且提出了一個響徹全國的新概念——陜北民歌。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收集整理，1996年出版的《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陜西卷》集幾代人心血之大成，共載民歌1308首；2006年出版的《陜北民歌大全》，入編1427首，數量超過所有輯本。延安的民歌收集可視為中國音樂學界整理傳統文化的一面鏡子，折射出數十年的路線圖。

　　陜北文化以民歌、秧歌、大嗩吶3個品種最為典型。某種程度上講，紅色政權就是伴著陜北民歌、陜北秧歌、陜北大嗩吶的健朗旋律凌空出世的。信天游、秧歌、大嗩吶作為民歌、舞蹈、器樂的3個代表、3個標志、3個象征、3個隱喻、3個“先進文化”的代碼和符號，共同支撐了新中國的舞臺，奠定了新中國藝術的形象和風貌，成為20世紀的藝術靈魂和價值核心。

　　1949年前，《東方紅》（榆林市佳縣李有源唱）、《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榆林市佳縣船夫李思命唱）、《趕牲靈》（榆林市吳堡縣腳夫張天恩唱）、《三十里鋪》（榆林市綏德縣木匠常永昌唱）、《繡金匾》、《蘭花花》、《腳夫調》、《下四川》、《橫山上下來些游擊隊》、《擁軍花鼓》、《打南溝岔》、《劉志丹》、《高樓萬丈平地起》等一批原生態和填上新詞的陜北民歌，第一次突破地域，風行天下。據此譜出的《南泥灣》、《翻身道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擁軍秧歌》、《軍民大產生》、《二月里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等創作歌曲，被郭蘭英、王昆等藝術家演繹為經典，插上翅膀，響遍全國，久演不衰。

　　歌中的“蘭花花”“腳戶哥”“四妹子”“三哥哥”，成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紡織、耕地、趕腳、推磨成為勞動理念的具體化，抗婚、自絕、訴苦、參軍成為反抗舊世界的斗爭。陜北民歌確立了一套新的價值標準：踏踏實實的人生觀，善惡分明，黑白分明，美丑分明，好壞分明；確立“苦命人”的高尚地位，勞動人民的倫理觀至上；藝術上簡單質樸的審美風格。

　　1949年后，陜北民歌被推上第二個潮頭，其原因是1949年中國藝術代表團赴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第二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代表團如愿以償地拿回了第一批國際比賽的獎牌——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獲民歌比賽銀獎，郭蘭英演唱的《婦女自由歌》獲銅質獎章。第一批走出國門的藝術家，延續了民間藝術的光榮，民歌第一次起到了撐起中國人精神的作用。

　　如果要選擇一首歌代表一個時代，代表一段深入骨髓的記憶，《東方紅》大概會毫無疑問地排到第一位。佳縣是掩藏于成千上萬個中國縣城中最不起眼的地方之一，卻因為冒出了《東方紅》，瞬間成為亮點。

　　1976年，似乎應該是“紅歌”歇腳的界碑，但歷史的趨勢很快向著人們預料的相反方向發展。1984年，影片《人生》再次采用陜北民歌《天下黃河幾十幾道彎》，男女主人翁道別時采用了《走西口》。流行歌曲《黃土高坡》一舉成名，成為席卷歌壇的“西北風”的一聲聲呼喊。

　　2006年，第十二屆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原生態唱法比賽中，沉睡了20年的民歌又被翻江倒海般攪動起來。“原生態”取得了空前認同，占據了主臺面，開啟了新規則。于是“新唱法”出現了——高亢的假聲唱法，有了當之無愧的正當性、合法性。

　　傳統音樂大多婉轉清雅、溫和蘊藉，但歷史讓國人渴望找到一種更加奔放的表達。于是，陽剛健朗的陜北民歌適時地跳入了音樂家尋求的視野，渴望在頹靡中找到立足點的音樂家，無意踩到了遍地珠玉的寶藏上。缺少陽剛氣的傳統音樂難得聚集如此強烈的勢能，剛好與共產黨人氣吞山河的豪邁氣派吻合。實力弱小的陜北音樂既無壓倒一切的專業優勢也無全新的傳播設備，卻憑著自身勢能，一舉扳倒了貌似強大的城市文化。

　　為什么陜北的歌種會引發全國老百姓和精英階層持續不斷的關注？這絕非因為愛樂沖動，至關重要的是這個歌種與中國社會巨大轉型產生的需求相互匹配。歌種的觸角在各個領域延伸至社會需求的各個方面，迎合了中國人民建立新政權、新文化的“愿景”。陜北民歌寄托了普羅大眾掙脫奴役命運、贏得國家獨立、實現民族解放、獲得中國品格的夙愿，推向前臺的背景，就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步伐。陜北民間音樂，順勢應天，昂然登場，既非因為審美層面的好聽，也非因為學術層面的傳薪，更非因為民俗層面的亮色，而是國家層面的歷史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