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圍繞著共同富裕奔小康，黨和政府展開了“援建”“扶貧”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書寫這種偉大的時代變革是當代文學必須承擔的時代使命，而“如何書寫”也就成為當代文學不斷探索的創作課題。陳毅達《海邊春秋》以“英雄傳奇”形式結構承載“共同富裕一個都不能少”的國家意志，將小說的思想性和可讀性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海邊春秋》為當代文學書寫時代變革提供了一個有重要借鑒和啟發意義的范本。

　　《海邊春秋》中藍港村的問題主要涉及政府、蘭波國際和村民三方，而劉書雷的任務就是協調這三方的關系，盡可能實現三方的合作共贏。“文學是人學”，改革時代的大變革最終也必然要落實在人的感情和生命體驗上，《海邊春秋》能將時代大變革落實到人物的情感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小說的文學性，使得小說成其為一部“小說”而不是“高級社會文件”。

　　《海邊春秋》書寫了新時代的“英雄成長”。“英雄成長”是“英雄傳奇”的必要構成部分。而“英雄成長”又只是一種形式，這就意味著它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內容。《海邊春秋》中劉書雷從一個書齋博士成長為一個改革干將，其中注入了新時代的精神。劉書雷作為北京大學畢業的文學博士、青年文藝批評家，他的骨子里有著中國傳統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但是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從政治傳統中分離出來，在這種語境當中，在沒有接觸到現實的時候，劉書雷中國傳統文人式的抱負和胸襟必然是不接地氣的。也就難免在接觸到現實的時候感到迷茫，而且他在被下派到“援嵐辦”時有一定的被動性。到了“援嵐辦”，當吳副秘書長要派他去處理藍港村的問題時，他依然在打退堂鼓。在吳副秘書長的殷切期望之下，他退無可退地接受了任務。到了藍港村之后，第一次兩委會，場面就差點失控，還幸虧試驗區下派的第一支書張正海替他打了圓場。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張正海的幫助下展開的。可以說是黨政領導的信任和支持給了劉書雷一個在火熱的現實中成長的機會。而第一支書張正海也是劉書雷“英雄成長”路上的重要“幫手”。劉書雷取得藍港村民意代表領袖大依公、海妹和曉陽以及蘭波國際代表溫淼淼信任的過程，也是“英雄成長”路上經受一系列“考驗”的過程。劉書雷去藍港村之后，為了能夠和村里的族長式老人大依公拉近感情，就利用當地習俗去大依公家中吃飯，并與他喝酒。他的真誠打動了大依公，讓大依公敞開心扉與他溝通。

　　劉書雷的成長還表現在他對藍港村的工作思路的轉變上。他一開始來到藍港村是為了推動藍港村的搬遷工作，而隨著調研工作的深入，他逐漸發現問題、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他的職責范圍內為上級政府提供了決策依據，最終把試驗區對藍港村的搬遷決策變成了發展決策，這是他立足于現實逐漸“獨當一面”的體現。劉書雷到嵐島掛職的任務結束了，也是他“英雄成長”過程中的階段性成果。

　　《海邊春秋》的敘事邏輯汲取了“英雄傳奇”的“傳奇”性。藍港村如果不搬遷，就要考慮如何發展的問題，而發展的關鍵問題是資金問題，村里要發展就必須馬上投入大筆資金。《海邊春秋》用一個具有傳奇性的情節解決了這個難題：早年大依公和小海魚一起冒死救過一個臺商胡老板。后來胡老板帶著錢來感謝大依公和小海魚，大依公沒有接受胡老板的錢，而小海魚接受了臺商胡老板的三萬元錢。因此，大依公更受村民敬重，而小海魚受到道德譴責無奈離開村里。此后，小海魚用這三萬元作為資本做起了生意，經過多年的打拼，有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是他卻一直想著回報村里。就在村里急需資金的關鍵時刻，當年的小海魚，如今的蔡思藍回到了村里。他見到了劉書雷，并主動給村里捐款六千萬。臺商胡老板也來到藍港村給村里捐了一千三百萬。蔡思藍和胡老板的捐款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成就了劉書雷的“英雄事跡”。我們不能不承認資金這個關鍵問題的解決具有“傳奇性”的色彩。這種傳奇性建立在“巧合”上，幾個關鍵人物的人生發生聯系，又都在關鍵時刻回到藍港村捐款。從文學的意義上來說，這傳奇情節的設置是小說對實際困難的一種想象性解決。但是從思想性的角度來說，如果沒有黨和政府開發嵐島的宏觀決策，蔡思藍和胡老板的捐款也沒有用武之地了。而這一情節也體現了黨和政府對社會上各種資源和力量的凝聚作用。

　　《海邊春秋》的“英雄傳奇”形式與嵐島及藍港村的美好發展愿景是分不開的。并不是所有的援建、扶貧類的主人公都可以取得劉書雷這樣的成果，也就不是每一部小說都可以征用“英雄傳奇”的形式。《海邊春秋》的“英雄傳奇”，不僅是由作家個人創作風格的選擇決定的，也不僅是黨和國家偉大力量以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也與嵐島及藍港村的獨特發展機遇密不可分。由此，《海邊春秋》既為改革時代的歷史書寫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藍本，也為嵐島及藍港村譜寫了獨特的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