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皇后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社區市集
國非營利藝術機構多年來一直是其藝術生態圈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在國家藝術基金資助、中國文聯文藝研修院主辦的訪美策展人工作坊研修期間,筆者拜訪并觀察了紐約20余所藝術機構,其中絕大多數為非營利藝術機構,主要包括各美術博物館、藝術院校、私人和企業基金會、藝術協會、藝術中心以及其他公共藝術機構等。而筆者在“紐約藝術駐留及工作室基金會”駐留工作期間,通過與機構負責人和駐留藝術家的深入交流,進一步了解到美國非營利藝術機構的運營模式。
紐約的藝術氛圍濃烈豐腴,藝術政策制度和體系專業而完善,藝術生態有序發展。非營利藝術機構成為美國藝術生長的主導力量,私人或企業基金會捐贈、政府項目資助和自主創收,成為非營利藝術機構的三種經濟來源。由于捐贈是主要經濟來源,機構必須設定明確的機構目標并持之以恒地去實現,以保證捐贈的延續性和機構的持續性相匹配。與此同時,捐贈模式聯動的機構管理、法律監督和社會責任等系列問題都有一套相對完善的解決方案。捐贈模式和政府項目資助之間的依存關系值得深究,而自主創收的靈活性和產生的周邊效應也不容小覷。
私人或企業基金會捐贈
每年年底,各非營利機構都在年終收益總結會上爭先恐后地向邀請來的董事會成員或可以提供捐贈的人員游說化緣,這也是他們年度收入最大的一部分。1917年開始的稅收政策很大程度上盤活了整個美國的藝術生態。私人或企業基金會捐贈基本構成了整個非營利藝術機構的生命保障線。
私人基金會作為非營利藝術機構也會給予藝術家或小型非營利藝術機構資助。由于成立門檻不高,多年來大批私人基金會得以成立,政府在個人財產所有權和稅收政策之間巧妙平衡,成功將大額個人財富導向社會而不是世代相傳,從而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產生更大的實際社會效益。
企業捐贈于非營利藝術機構,除了從類似于以上的政策中受惠,更是有利于企業形象建立。
此外,納稅人將年度收入部分資助非營利藝術機構,之后會得到證明票據,當遞交稅單的時候附上這張證明票據,納稅人的繳稅金額會按照稅收政策得到很大程度的減免,并且不單是美國政府,州一級政府往往有更大的優惠力度。
與其他各國相比較,目前在美國的此類政策牽涉范圍最廣,獲益群體最多,美國的藝術生態發展與壯大與其息息相關,其他的國家暫時不可比擬。可以說非營利藝術機構離開了捐贈模式幾乎難以生存,如果沒有如此靈活的稅收政策,美國也無法在短短幾十年內將其藝術生態引向均衡發展。
政府對非營利藝術項目的資助
美國政府每年通過“國家藝術和人文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贊助藝術基金會”向個人、社團和機構等進行贊助。這些資助款的申請大多數采取項目制度,審核過程嚴格謹慎,從申請到落實的周期相對固定,但僧多粥少,最后能夠得到資助的非營利機構并不多且資金也很少。由于資助條款限定,政府成功扮演了在藝術宏觀導向上的國家層面角色:申請成功的實體機構或個人必須自發地籌集更多的社會資源和私人及企業贊助,以完成這些由政府審核通過并贊助的藝術項目。政府這種四兩撥千斤的做法成為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導向力量,而我國眾多藝術基金會多年來也在實行此類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資助周期固定和審核嚴格,很多項目都面臨籌備時間過短的問題。很多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高質量核心展覽基于對學術的研究態度,籌備時間往往從3年到5年不等,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美國政府支持的項目,從策劃申請到最后落實并審計往往只有一年甚至幾個月時間,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項目的質量,不利于實現最終的產出需求。就這一點來說,國內眾多藝術文化項目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非營利藝術機構的自主創收
自主創收這一部分,在每個機構的情況有類似又有區別。美術博物館通過展覽門票、公共教育、藏品外借置換或變賣、售賣周邊產品等維持運作;藝術院校則是基于最初的抓緊生源、調整師資全職和兼職比例、展覽講座、國際交流項目等院校慣有的運作模式降低成本并提高收入;私人或企業基金會則依靠逐漸建立的對藝術機構資助模式和收藏展示售賣等;駐留機構、工作室機構的自主創收依托舉辦展覽、公共教育、駐留藝術家收費和工作室出租等;藝術協會或藝術中心則類似于博物美術館,根據自身情況靠門票、公教、駐留項目等收取費用。
工作坊研修期間我們看到很多非營利藝術機構根據自身特色,也會形成其他自主創收項目。譬如,“新博物館孵化器”給藝術家提供藝術產業發展的合作展示平臺,“高線藝術”重視公共藝術帶來的聯動效益,公共藝術基金多年運作各界公共藝術項目,紐約皇后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館內社區活動。
對大多數非營利藝術機構來說,這些收入在年度費用中始終都是最少的一部分,盈利雖然微薄,但是對實現機構目標產生的影響和引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帶動了周邊社區的藝術活躍性,有的直接成為機構運作的核心內容,有的則是機構發展戰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筆者盡量用客觀的角度和中肯的態度去融會這些觀察到的美國藝術生態一隅,將這些與國內非營利藝術機構的運營模式做比較,試圖尋找理論上的線索。深有感觸的一點是:不少紐約的藝術家、策展人和機構負責人對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發展深表羨慕,不少機構提出合作意向。與美國相比,一些歐美和亞洲等地區的非營利藝術機構在資助模式上與之相背:通常力度最大的是政府經費資助,其次才是捐贈和創收。我們不能局限于國家在政策制定上的表面區別,應該考慮到所有的政策都根據各自國情和民情研究制定,精神文明建設進展到今天的程度,即便“拿來主義”,也要避免南橘北枳的現象出現。牽動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發展趨勢又是什么?這些都亟待考慮并研究。相對于美國政府稅收政策對藝術支持的靈活性,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宏觀調控有相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在未來,為了促進中國藝術生態圈的健康有效發展,重磅組合拳也必將是一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