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仔睡在濃艷的背帶里/低沉的呼吸里帶著熱烈的旋律/睡夢中如矯捷的山獸翻嶺攀巖。”多年前，匈牙利女詩人芭爾濤·艾麗卡收到一個來自中國大涼山的包裹，包裹里是諾蘇女人背孩子用的繡花背帶，這讓她開始想象那個遙遠的地方和遙遠的民族，并寫下這首《一個想象的彝人》。她和丈夫、中國詩人余澤民一起翻譯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詩，在他的詩中，艾麗卡想象到一個比北海、豫園更神秘更誘人的世界，那里有畢摩、口弦、神鷹、苦蕎、繡針，還有神圣的葬禮，天地之間的歸宿……6月的一天，她終于和丈夫、一雙可愛的兒女來到了魂牽夢繞的涼山，和全世界近3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百余名詩人一起，參加6月25日至7月1日在這里舉辦的2016西昌邛海“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

　　詩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成為詩歌周的主題。一些詩作正因為其強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反倒成就了其自身的世界性，比如艾麗卡讀到的讓她癡迷的那些詩，詩歌也因此成為不同民族之間互相理解的情感密道。詩歌給人帶來慰藉，詩歌的世界性也許歸根結底在于人性的相通，正如挪威女詩人莎拉·卡米爾帶來的故事。有一天她去看望婆婆，聽到一位穿藍裙子的老太太念一首詩：“一個奇跡降臨，兩人變成一人；/一個奇跡降臨，兩人變成三人。”念完之后，兩人會心一笑，卡米爾輕撫著懷抱中剛出生不久的兒子，也不禁念起這首詩來。她說，“我們兩個都明白這首詩蘊含的故事精髓，也就無須多言。盡管沒有被世人皆知，但這首詩足以打動世上的每一個人。這就是詩歌的世界性”。

　　國情不同，經(jīng)歷不同，對問題的認知也就存在差異，眾聲紛紜。有人為詩歌的世界性與國際化做出合理解釋。克羅地亞詩人達米爾·索丹久居荷蘭，在他看來，詩人與作家們一方面面對傳統(tǒng)感受著“創(chuàng)傷”和“焦慮”，但傳統(tǒng)的警笛很難忽略或抗拒，另一方面，對本土文化傳統(tǒng)的抗拒，使得他們試圖在自己的本土語言文化之外尋找靈感，尋找心中的“榜樣”。克羅地亞詩歌近百年來正是這樣走向國際化的，發(fā)展出了多種多樣的不同的詩學和詩歌實踐。他指出：“隨便瞥一眼世界各地的民間傳統(tǒng)，也會發(fā)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有好幾個世紀都在相互借鑒彼此的文化模式了。”在普遍的人類遺產(chǎn)和相互理解的基礎上，他相信當代詩歌將會繼續(xù)沿著包容性和普遍性的路線發(fā)展。拉美詩人、利馬國際詩歌節(jié)主席雷納托·桑多瓦爾·巴希加盧波則從詩歌本身的特質角度分析，同樣認為詩歌應該由民族走向世界。他指出，和其他藝術形式不同，詩歌直接以語言為原材料，眾人在它面前是平等的，詩歌無處不在。苦難時期的詩歌是一種稀缺手段，通過它可以讓代表真理、價值、情懷、純凈、廉潔、真實性和公正的文字重新存在，是對偽善和謊言說“不”的方式。

　　也有人極力認同并捍衛(wèi)詩歌的地域性與個性，比如西班牙加利西亞翻譯家阿爾貝托·彭博。他介紹，加利西亞是一個沒有自主權的王國，曾有璀璨的文學。20世紀初的思想家引領文壇提出了新的美學準則，基于傳統(tǒng)的獨特性，呼吁要以地域性和個性為信仰，彭博很認同他們的觀點：只有懂得從差異中學習，從獨特中收獲，這才是一個民族的生命之本，每一個民族都終將還原為它本來的樣子。中國“自然詩人”李少君則從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出發(fā)，認為詩歌的地域性、民族性本質上是一種自我肯定，詩歌的地方性發(fā)展是當代漢語詩歌走向高潮的必經(jīng)階段，地方性詩歌的興起使得中國當代詩歌進入了群雄逐鹿、相互競爭又相互促進的時代，詩歌的地方性除了激發(fā)詩人的創(chuàng)造力之外，也將帶來詩歌的普及，帶動詩歌的上升與發(fā)展，而詩歌經(jīng)歷了地方性階段之后，再經(jīng)受全國性乃至國際化的審視與檢驗，將出現(xiàn)某種可能被廣泛接受的詩歌風格或被共同認可的大詩人，同時保持著多樣性與多元化狀態(tài)，也許這才是我們期待的理想的詩歌局面。

　　通曉多國語言的印度詩人墨普德眼中的詩歌兼具地域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他強調，人們認為詩歌具有地域性，因為詩歌中所有的特征都與某種文化一致，體現(xiàn)了某一特定文化的內涵，而詩歌也能吸引其他文化的人，因此詩歌又具有普遍性，詩歌的普遍性在于詩歌更具包容性，蘊含著將全人類凝聚到一起的深刻哲學內涵，這一凝聚力就是簡單的愛，這種愛純潔、無私、不求回報。詩歌的普遍性存在于泰戈爾的詩中，存在于李白、杜甫、王維等唐代詩人的詩中，在很多不知名的詩人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他也強調，“譯者要不惜一切代價保留詩歌的精神，并通過翻譯技巧消除詩中的地域性、民族性，從而實現(xiàn)詩歌的普遍性”。中國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詩作超越了民族性與地域性，對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他也同樣有著辯證的認識。在他看來，詩歌從它產(chǎn)生的那一天開始，就無法避免其地域性與民族性，但我們不能把所謂地域性和民族性與這個世界的普遍性對立起來，“真正的詩人都是這種所謂地域性、民族性的敵人”。世界上任何一個詩人都必然出生在地球上某個地域，必然與他所屬的民族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身上深深打上他所屬的族群和文化的烙印，但任何一個偉大的詩人，都必須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因為卓越的詩人既是他的民族優(yōu)秀的兒子，同時也是人類文明滋養(yǎng)的世界性的公民”，在他成長過程中，他會向所有偉大的詩歌經(jīng)典學習，包括他所屬民族的詩歌經(jīng)典，也包括其他民族的詩歌經(jīng)典。

　　“詩歌既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詩歌更是世界的。”正如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在詩歌周開幕式上所言，一方面，故鄉(xiāng)和民族是詩人之根，每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的故鄉(xiāng)，只有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生命血脈，不斷汲取本民族文化和語言的營養(yǎng)才能創(chuàng)造出來自于個人又超越個人的偉大詩篇。另一方面，詩歌能夠喚起人民的良知，喚起人類相互信任的愛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詩歌是人類的文化共同體，她指出，“詩人是民族的夜鶯，詩人是世界的良知，詩人是文明的信使，詩人是和平的福音”，借用詩人阿多尼斯的一句話來說：“沒有詩的未來是不值得期待的。”（記者 何瑞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