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研究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產業是當前的重要課題。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偉大成就，必將引起民族的自尊與自豪。但是我們必須清楚，無論文化如何悠久，面對西方文化全方位的不斷滲透，如果不采取切實可行的相應對策，我們的文化優勢則很難得到充分發揮。

尼瑪澤仁新藏畫：天駒　（73×119.5cm)

　　文化是一個大的門類，作為一名畫家在自己本專業內以觀一斑見全豹的方式來爭剖熟知的藝術市場現象不無好處。文化走入市場應算美術最早，在中國東漢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社會的需要，大量藝人不僅用自己的手藝在造像中獲得生活的依托，客觀上也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燦爛的文化。敦煌、云龍崗、麥積山的歷代藝術至今都震驚著世界。但這種文化受到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影響，文化藝術得汪以應有的價值，明代以后，賣文賣畫才蔚然成風。海派和揚州八怪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物，它使藝術品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但這種進入是在五千年中國農耕文化的母體上蛻變出來的，它始終以自產自銷的方式在市場上出現，同時藝術又作為文產物受到文泛的社會影響，難以精確估計其價值。如唐貞觀年間，唐太宗對李白、王羲之的偏愛，潤格在社會上大起，故有人總結道：“受價貴賤有幸與不幸焉，非關書也。”古人的總結在中國書畫市場至今也如此。畫藝高低并非是價值定論的依據，而某高層領導對畫家一句贊譽或畫家在圈內的職位，便是畫價高揚的依據，這有背于藝術產品的價值規律，藝術家是個體勞動者，它的生產規律是獨創化、個體化、多樣化，這種最具特色的藝術品也必然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有定位，它的高位的價值也是必然的。如1990年凡高的油畫《加歇醫生》在紐約佳士得以8250萬美元的拍出，創造了藝術作品拍賣史上最高記錄，被載入吉尼斯記錄。

　　1998年拍賣張大千的《黃海舊游》，其售價為123萬港元，拍賣李可染的《井崗山》，其售價為73萬港元，這些藝術大師作品的價值，往往以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特征作為基礎，無論是國外的比加索、凡高，還是國內的齊白石、徐悲鴻、林風眠等藝術大師，只要深入分析、觀察，我們都不難發現其與別人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當一個畫家的品牌一旦被消費者認識，它的價值就己穩定形成，如果藝術家不在文化特征和品位上下功夫，沒有人們對藝術家的認同，并進而產生長期迫隨的忠誠度，那么即使為造得再好，其品牌也只能是曇花一現，在歷史的長河中只能被證明是文化垃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市場從封閉中走來，文化產業狀態無論從規模和理論上來看都處于萌芽狀態，發達國家文化產業人員一般占全體從業人員的3%—6%，而我們僅占0.4%，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在GDP中一般超過5%，美國達到10%，美國文化產業是750億美元，英國是600億英磅，日本超過汽車的產值，我國則僅占0.75%，而在美術市場上，中外同一時其最好的藝術品其價值差千倍，使中國人既感到可忠，又對別人成熟的藝術市場感到無奈。筆者在奧地利遇到一位很有見識的奧藉中國人，他是一個企業家、收藏家，他說為了中國文化的地位，他和國外的外藉中國企業家、收藏家聯手出資以抬高中國藝術品在國際拍賣的價位，贏回中國的面子，他們努力把國內藝術家的作品抬到百萬元以上，然而像齊白石、潘天壽等這樣大師級的藝術家與國外同等的藝術家相比其價位仍是天壤之別。當今世界名畫家前十位排行榜價位在4000萬美元以上，而國內名畫超過千萬元人民幣的實在屈指可數，最高價為劉宇一先生的油畫《良辰》，所拍價僅2300萬港元，中國還沒有形成與國際接軌的藝術市場，藝術不能接軌，但市場一定要按本身的規律來接軌，沒有成熟的經紀人，沒有培育出有眼光的收藏家，藝術家在文化市場上步履艱難，神色茫然，和早期沿海的房地產熱一樣，書畫市場從機場到各星級賓館像文革時期的大字報，總刺在人們面前，各級畫版、畫店象雨后春筍出現在任何作和的時髦地方，成為泡沫文化。

　　北京琉璃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可你隨時見那些攤主以一堆堆啟功的字、美林的假畫拽著外國個、外地人買。筆者在法國巴黎皮爾卡丹畫廊辦畫展，藝術總監布置完我的新藏畫藝術作品后，見我還拿出一卷畫，問我是不是中國水墨畫，我說：“是”。他肯定地說“就不要打開了，這種畫在我們這里，只要到中國都帶回來送禮，簡直成災了”。文化藝術作為國家的形象，被假畫損害成這樣，真叫人痛心。中國入世以后，國外成熟的文化產業將會涌入國內，開放的市場，誰都可以投資。我們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偉統文化不怕挑戰，但中國彈性小的文化產業，明顯地存在被外國人“搶注”的危險，有可能面對外商文化資產的強大和優勢，喪失自己的文化主權，將來的小孩子也許只認得美國版的《花木蘭》。在書法、太極拳、國棋等方面，日本、韓國直上和超越了我們的現狀，這給我們文化產業界敲響了警鐘。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和文化已經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經濟和文化相互作用，商品滲透到文化中，使文化成為社會生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文化產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任何文化都具有商品屬性，激發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是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文人社會自古輕視商業，到確定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我們仍對文化市場心存疑慮，懷疑文化的“純潔性”，其實主旋律文化產品與文化產業并不矛盾，就像美國電影中美國精神的體現并沒有影響它的價值觀，比如轟動全球的，《泰坦尼克號》。

　 文化人與商人結合的好處是，文化大可以讓商人多賺錢，商人可以使文化人實現理想，作為畫家的文化人當然能認識到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要拉動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文化習業是應因時而生，與時俱進的，畫家在當今世界再也不能守著祖宗的習慣，像老農民一樣自產自銷了。中國文化人渴望藝術市場的規范，渴望有志向、有能力、誠實的高素質的文化經紀人。發展起來的中國不缺市場，不缺真正有才華的藝術家。缺的是把二者結合起來的具有八級技工的文化經紀人。因為文化經紀人是市場運作與文化產業本身的紐帶。它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經紀人的素質與文化產品的質量應該成正比。文化經紀人的出現是幫藝術家把產品按經濟規律推向市場要效益，經紀人與藝術家之間應該形成良性互動。美國一著名畫廊，他們的運作方式比較規范，藝術家與畫廊都明確規定了各自的行為范圍，都有具體的方法約束，按合同來分成藝術產口的成果。他們以公平和信譽為原則，經紀人和藝術家共同在市場上得到發展，而國內不規范的市場令人擔憂。僅以北京目前有拍賣行30多家為例，收藏者在一般畫廊買畫不放心，參加拍賣競購成了投資者的選擇。最初拍賣還是值得信任的，但隨著拍賣會的泛濫，貌似最正規的拍賣市場開始魚龍混雜。贗口初臨時撤下的事情屢見不鮮。如今撤抽的事反而少了，不是拍賣品保真了，而是拍賣公司對此無所謂了。從一定意義上說拍賣行，為假書畫流通提供了公開市場，這種嚴重損害收藏投資者的行為，使經紀人畫廊、拍賣行信譽下降，藝術家看到國內文化進入可悲的惡性循環。一轟而上的拍賣行在中國數量之多，令國人驚嘆。在美國也就只有蘇士比、克里斯蒂等幾家在影響的拍賣行。中國的拍賣行雖然之，但在貨源鑒定人才等方面十分匱乏，由于書畫資源有限，特別是已故名家的優秀作品更是稀缺，不能再生，拍賣行退而次之，卻將庸劣的作品也網羅其中。而市場的嚴峻還在于幕后的交易，書畫拍賣會上雇“托兒”炒作現象也不鮮見，這已是圈內人人皆知的事情。聯手哄抬引得天真的收藏者盲目跟進，落入圈套，付出金錢、感情卻買回一個美麗的謊言，他們或是拍賣方以競買人身份參與自已組織的拍賣活動，以壯門面，或是委托方參與競買，以使自已委托拍賣的物品賣出好價錢，或是競買人之間、競賣人和拍賣人之間惡意串通，損害其它參加拍賣人的利益，或是拍賣自營，即組織拍賣自己的物品以便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