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強調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以增強誠信意識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發揮道德模范榜樣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眻蟾鎻暮椭C社會建設的時代要求出發，把道德建設作為思想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把樹立和踐行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道德基礎，這對廣大的文藝工作者以文化培育文明風尚提出了新要求，理應成為文藝工作者自覺承擔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倫理道德是人猿相別的分水嶺，也是人類生成和諧有序的人際關系和積極健康的人生規范的重要基礎。在倫理關系、道德意識和道德規范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于善的追求，既是人類生活中與真和美并重的終極價值追求，也是文藝價值的內在規定之一。無論中外，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和批評理論家從來都是把是否符合道德倫理，是否有利于推動人類道德意識和道德關系的提升和發展作為衡量文藝價值、開展文藝批評的重要標準之一。早在中國的先秦時代，《左氏春秋》里就提出了“文物昭德”、“樂以安德”的文藝主張，孔子更是在自己的文藝批評和文藝欣賞實踐中把文質統一、盡善盡美作為最高的藝術準則。從中國美文學的開山《詩經》、《楚辭》開始，歷代優秀的文藝作品，無不以其對現實人生或溫馨委婉或振聾發聵的道德介入，潤澤或激蕩著接受者的心靈，從而發揮著通政經國、移風化俗的社會作用。

　　    認真思考文藝與道德的關系不僅僅有助于科學地認識和評價中外文藝發展史上的優秀作家和作品，同時也是快速發展著的當下現實和渴望提升自己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億萬人民大眾的客觀社會需求。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們國家由以往的閉關鎖國狀態轉向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生活領域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道德觀念和道德關系也在經歷著時代之火的冶煉。歷史的進步不僅指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物質生活的富裕，也包括人們的精神生活和心靈世界向“善”的提升。道德生活作為人類歷史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有一個與時俱進的發展問題。市場經濟所推動的歷史進步一方面必然要淘汰那些不適應新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陳舊道德觀念，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在新的歷史條件基礎上形成并發展與之相適應的新的道德觀念。新的道德觀念是優秀的傳統道德觀念和道德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歷史進步并不籠統地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一切傳統道德，它只是否定那些不能適應新的生活現實的傳統道德，而那些歷經不同時代廣為人們所接受的優秀道德觀念和傳統，如尊親敬友、憂世愛人、樂善好施等傳統美德和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范，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其現實生命力，是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得到發揚光大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正因為由市場經濟確立起來的商品觀念和交換價值觀念有可能對人際關系中那些親善、美好的東西造成一定的沖擊和擠壓，所以在當今時代人們對這些親善、美好的東西就越是分外珍惜，越是對新的道德觀念和道德關系的確立充滿了熱切的期盼與渴望。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人際和諧、人性完善之間取得更高層次上的協調與平衡，已成為當今時代歷史發展的客觀社會需求，而要滿足這種社會需求，實現這種協調與平衡，道德建設是斷斷不可缺少的。以反映社會、服務人民為己任的文學藝術，沒有理由不對這種客觀社會需求作出積極主動的回應。

　　    胡錦濤總書記曾經指出：“文藝歷來是陶冶人們道德情操、抒發人類美好理想、豐富人們藝術享受、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重要領域。”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要把加強思想文化道德建設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在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同時，在全社會形成符合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相比較而言，文藝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道德基礎方面，發揮著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文藝作品在生動感性的形式中揚善懲惡、寓教于樂，比那些抽象、理性以至教條化的道德勸誡與理論說教更易于為讀者和觀眾所接受，更易于收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效果。文藝工作者應該以高度的社會使命感，生動形象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的榮辱觀，關心社會，關愛人生，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以優秀的作品使人民大眾獲得心靈的凈化、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啟迪，從而為營造新型的人際關系，形成全新的道德觀念和道德關系，促進全社會和諧有序的發展，履行自己應盡的一份社會責任。

　　    近幾年來，盡管有許多文藝工作者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總體上來看文藝在促進社會道德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與時代和人民對于文藝的期望還是有相當差距的。由于受到種種錯誤觀念和意識的影響，有一些作家、藝術家在唯美主義的旗幟之下，不情愿涉足政治和道德領域，拒絕與政治和道德沾邊，弱化乃至完全喪失了對于社會、人生的道德關懷和評價，從而大大減弱了其創作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深度和干預力度。更有一些作家、藝術家以展示所謂人生的底色和原生態為標榜，不分善惡，泯滅美丑，在混沌灰色的人生描繪中喪失了基于社會理性和道德規范的價值評判，在價值的迷茫、混亂以至顛倒中對接受者造成了誤導和消極影響，這就不僅背離了文學藝術之真善美的內在價值訴求，也是與文藝家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所應自覺承擔的社會使命不相符合的。將道德生活和道德評判摒棄于自己的創作之外，不僅將弱化乃至掏空文藝作品豐富的時代內容和思想蘊含，也將大大地削弱文藝作品本應葆有的人文深度和思想力度，這樣的作品不會在文藝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只有那些順應時代需求，感悟人生真諦而又勇于道德擔承的文藝，那些直面社會、關愛人生、充滿深愛與大恨的文藝，才能具有撫慰人心乃至直刺人心的藝術效力，才可能登頂于偉大而崇高的倫理境界和精神高度，從而才有可能成為流芳千古的傳世經典。(譚好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