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的詩詞創作需要融入國學，新一代詩詞作者應當涉獵群經子史，國學研究者也應當關注現當代詩詞，共同促進中華文化的復興。

　　>> 當今詩詞的復興與國學復興已是雙軌并行，不同者是前者側重于創作，后者專力于研究，不足之處是六十年來的當代詩詞以及民國間的現代詩詞尚未進入國學的視野。

　　二十世紀最后十年，國學運動開始興起。學術界研究新儒家，與海外學者交流，民間自發地辦起兒童讀經班和書院。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南北各大學紛紛成立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中心，創辦刊物；各類國學、儒學專著頻繁出版，各種國際規模的儒學研討會接連召開，并多次舉行祭孔大典；國家投資在海外創辦孔子學院，普及漢語言與中華文化。國學運動先是發起于民間，知識界為數不多的學者參與，然后逐漸擴展，得到政府高層的支持，因而民間、學界與政府達成前所未有的共識，形成三者互相呼應、良性互動的關系。“沒有任何一場運動像‘新國學運動’這樣深沉、穩健、平緩而有力”，其目的“一是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二是建設民族精神家園，三是豐富并提升精神境界”，“重振國學，對于推動整個文化發展，復興中華民族文化，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重振國學，理應成為國家的重大文化戰略”。

　　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及其研究的學問，包括儒家經學、史學、諸子學、集部文學以及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小學。古典詩詞是國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詩經》為十三經之一，是孔子施行“六藝之教”的教科書，《楚辭》中的《離騷》也被后人尊稱為“經”，《詩》《騷》共為歷代詩歌取之不竭的源泉。詩詞與群經子史、古文辭賦中蘊涵的人文精神交光互攝，古代詩人詞家無不熟讀儒經，博通子、史。在廢除科舉制度的清末和民國，涌現出幾代國學大師，諸如沈曾植、康有為、王國維、章太炎、劉師培、柳詒徵、馬一浮、黃侃、錢基博、陳寅恪、錢穆乃至年輩較晚的錢仲聯、饒宗頤，不僅在國學研究上有卓越的建樹，而且擅作文言文與舊體詩（錢基博、錢穆很少寫詩，但對詩詞有深切的了解），多為詩詞大家名手。儒家經學在國學中最為重要，為史學、子學、文學之源，但治國學者必先通小學與文學。晚清史學名家張爾田致錢仲聯書云：“弟少年治考據，亦嘗持一種議論，以為一命文人，便不足觀。今老矣，始知文學之可貴，在各種學術中，實當為第一。”當代饒宗頤先生認為“一切之學必以文學植基，否則難以致弘深而通要渺”；南懷瑾也說“文化的基礎在文學，文學的基礎在詩詞”。由于詩詞重點在于抒寫人之情性，讀詩能陶冶情操、變化氣質；詩詞的語言在格律規范下千錘百煉，為漢字凝結的精華，融真善美為一體，因此受到國學家的高度重視。許多老輩學者以專治詩學、詞學成名，如劉永濟、陳匪石、汪東、汪辟疆、王易、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程千帆等等，同時也是詩詞創作高手，是國學家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了解詩詞在國學中的位置，了解詩詞與經史諸子之學的密切關系，對于推動當今詩詞的創作和研究，解決存在的問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晚清、民國以來的國學家承續古代的道統（人文精神）和學統（人文知識），在詩詞創作方面非但如陳衍所說“合詩人之詩學人之詩二而一之”，詞也同樣是“詞人之詞與學人之詞二而一之”，內涵宏博深沉，風格高華典雅，在近百年名家詩詞中，這一類作品分量最重，也最耐人吟味。其他如新文學家、書畫藝術家之詩，政治家、軍事家之詩，乍讀新鮮、有激情，多讀則乏味，這是筆者二十余年間讀詩的總體印象。改革開放后詩詞復興早于國學復興十余年，但創作質量與民國詩詞差距很大，關鍵在于缺乏國學方面的充足營養和底氣。中青年成就較高者，也往往只讀一些古典詩詞和詩話詞話之類，從詩內求詩，很少有人去讀經史元典；多數人僅憑一點才情和靈氣寫作，縱使嘔心瀝血，也不能上臻博大深閎的境界。這是幾十年批判傳統、冷藏國學，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學科分割的后遺癥，也是經濟建設時期急功近利、人不悅學的結果。再觀近年的國學研究，集中于傳統經學、理學和現代新儒學，海內外國學專家很少有人治詩學、詞學并寫作詩詞，其學術論著往往“以西釋中”，帶有深厚的歐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像王國維、陳寅恪、饒宗頤那樣古今中西融貫、詩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師通儒。因此筆者以為，今后的詩詞創作需要融入國學，新一代詩詞作者應當涉獵群經子史，國學研究者也應當關注現當代詩詞，共同促進中華文化的復興。“五四”以后白話文大行其道，全面占領學苑文壇，隨著老一輩國學家的喬木凋零，今日能寫出純正文言的學者，已如鳳毛麟角。唯獨古老高雅的詩詞，既出于知識精英之手，又為民間廣大的作者讀者群體所喜愛，可以說是現當代唯一活著且流傳廣泛的傳統文學，這是歐化新詩和時下流行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無法取代的。關注和研究現當代詩詞，恢復和推行中斷幾十年的詩教，應該是弘揚國學、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一條甚佳途徑，是一種德育、智育和美育兼備，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

　　總之，當今詩詞的復興與國學復興已是雙軌并行，不同者是前者側重于創作，后者專力于研究，不足之處是六十年來的當代詩詞以及民國間的現代詩詞尚未進入國學的視野。現當代詩詞研究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新國學”，如同海內外蓬勃興起的新儒學、新新儒學（海外新儒家成中英語），是傳統國學在新世紀的延續與支流。詩友徐君晉如說詩詞理應正名為“國詩”（有似國畫、國樂），以確立本民族詩歌的地位，我表示支持。國學中的“國詩”創作和研究，有著廣闊發展的前景和光明燦爛的未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有待于詩人、學者的開拓與創造。我熱切期望新世紀能出現真正的國詩大家和新國學大師，使中華詩詞如浴火重生的鳳凰，展翅高翔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