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遼寧，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后，著有《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坐天下很累》、《饑餓的盛世》等。（資料圖）

英國使者謁見乾隆皇帝（資料圖）

　　本文摘自《挖歷史》，私家野史 主編，華文出版社出版

　　說到中國國民性，我們還要從歐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見面講起。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的一個外交使團成功抵達中國，使團的團長叫馬戛爾尼。他是一個“中國迷”。

　　那個時代歐洲有許多中國迷，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國的人。今天的中國積極向西方學習，與世界接軌。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說，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他一輩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國。經過九個月的艱難行駛，他們終于抵達了中國海面，見到了夢寐以求的中國。

　　但是一到中國，英國人就開始了一個又一個的吃驚。他們發現中國和他們想象的如隔天淵。他們經歷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劇變。

　　歐洲人傳說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傳說，中國是以孔夫子的理論來指導的國家，整個國家就和一個大家庭那樣親愛和睦。“皇帝被認為是臣民之父，……總督被認為是一省之父，知州為一州之父，他們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樣，用同樣的權威、關心和慈愛來主持工作。”統治者是“充滿了仁慈”的，老百姓則是誠實而禮貌的。萊布尼茨說：中國老百姓“服從長上，尊敬老人。……中國（即使）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

　　然而親臨其境的英國人卻發現，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英國人發現，中國政府的統治充滿“暴虐，壓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則是“畏懼，欺瞞和忤逆。”

　　英國人與中國官員的首次交往，就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暴力。到達浙江沿海后，英國人需要一個熟悉海路的人把他們領航到天津。他們登陸定海，對當地總兵提出了這個請求。總兵對英國人極其熱情，一口答應，不過與英國人設想的出資招募不同，定海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

　　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家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又有兩個人被帶了進來，他們似乎比先來的人都更能勝任這項工作，卻又早都不再下海，而是經商有成，無意再重操舊業。他們跪著懇求免除這趟勞役，但是毫無成效。皇帝的諭旨是不得違抗的。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后準備妥當。”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讓英國人不寒而栗，在歐洲這是不可想象的。走出了中世紀的英國人信奉的是“權力源于人民”、“人格獨立與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的義務”。他們發現中國的信條則與此相反：“權力源于皇帝”、“官員至上”、“國家的需要壓倒一切”。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于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除非是在一個專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國度，這是不能容忍的。”

　　英國人更更震驚的，是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如傳說中的高。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英國人卻注意到，在暴力統治下，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出現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中國政府派了一些人上船來伺候英國人。那些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英國人說，“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二只雞，每只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只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

　　當然，更讓英國人吃驚的是中國人的冷酷無情。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一伙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只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掙扎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里，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說在世界其他國家他們不會看到這種現象，只有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同胞沒有感情。

　　英國人分析說，中國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因為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觸過中國人，那些人看起來都很正常。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中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的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

　　英國使團的成員們在世界上第一次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巴羅的話說得相當深刻：“就現政權（滿清）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于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說，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里，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于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于無形。”

　　“事實上一個奴隸是沒有榮譽可被剝奪的。依賴并受制于他人，沒有權利申述，這種狀況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這種境地的人不會有更大的羞辱感了。這種處境的惡果是數不清的，顯現在這個以風度優雅和政治文明著稱于世的——我認為是名不副實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