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閉幕詞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夏　衍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各協會的代表大會，在黨中央的關懷下，經過與會者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它預定的議程，會議取得了成功，今天就要閉幕了。在這次會議中，有些問題還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今后還需要進一步探討。議程規定，要我作一個閉幕詞。過了十月，我已經是八十歲的人了，這次代表大會，可能是我所能參加的最后一次會議，因此，借這個機會，仿照茅盾同志的辦法，講幾點漫談式的個人意見。

　　第一、關于思想解放的問題

　　在鄧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揚同志的報告中都講了這個問題，而且講得很好。我想講的是，在文聯和各協會的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公開反對文藝界必須解放思想，但是，對解放思想持有疑慮、害怕乃至反對的人，我認為還是有的，這正是文藝界去年以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進行得不夠深入的緣故，也是對林彪、江青炮制的那個《紀要》沒有認真批判的緣故。我這樣說，是因為不久之前文藝界曾經吹過一陣“冷風”，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藝民主和“四個堅持”對立起來，有的人甚至把社會上一小撮壞人和無政府主義者所造成的社會不安，也歸罪于思想解放過了頭。我認為，這些看法是極端有害的。第一，因為它不符合文藝界的實際情況，在文藝界，思想解放不是過了頭，而只是露了一點頭，離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藝民主還有一段距離；第二，因為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五四運動雖則也反對孔孟禮教，提倡個性解放，但并沒有把整個盤根錯節的封建思想體系徹底摧毀。實踐證明，由于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在中國還有廣泛的影響，加上林彪、“四人幫”一伙長期推行的那條極左路線，和新舊教條主義的束縛，中國文藝界要真正解放思想，決不是一個短時期所能解決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過來人，是有一些切身體驗的，從辛亥革命的剪辮子，到五四運動以后寫文章用白話，加標點，這一類小事也都經過了時間不短的激烈斗爭。而在今天，在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的時刻，人們的思想也必然要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馬克思曾經說過：“‘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質的‘糾纏’。”馬、恩和列寧多次引用過歌德的一句名言，叫做“親愛的朋友，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是灰色的”。這句話說得真好。它說明了物質和精神的關系，說明了生活是理論的源泉。生活之樹是常青的，理論呢？是從屬于生活的。這并不是對理論的貶低，而是揭示了它們的內在關系。我以為，這一句話也適用于馬列主義這個偉大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創建馬克思主義，已經一百多年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一定要被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這些都是經受了各方面的實踐檢驗已經證明和正在證明著的真理。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紀，他們所能能看到的生產關系，是壟斷前的資本主義，他們所能看到的生產力，主要是用蒸汽機推動的火車、輪船、和皮帶傳動的機器，他們沒有看到過廣泛大量利用電力乃至原子動力來發展生產力的現實。列寧看到了發電機和電力傳動體系，因此，他說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很明顯，如果要求馬克思當年講這句話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今年再有人講這句話，那顯然也是不很貼切的。假如列寧今天還在，他也許會講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電子計算機了。資本主義一定要滅亡，社會主義一定要興起，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經過什么途徑，用什么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在馬克思、恩格斯當年，也只能是一種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六十多年的實踐證明，直到如今，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功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因此，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根據當前的實際而進行不斷的調整。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十月革命后，蘇維埃國家對農民先實行了軍事共產主義，后來改行新經濟政策，斗爭是非常艱苦的。我們黨接受了蘇聯的經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開始就采取了通過變工隊、互助組、合作社的辦法，在農村生活沒有太大變動，生產沒有下降的情況下，很快地實現了農業合作化。這正是我們黨對馬列主義的發展，而不是違反了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理論要保持它對實際生活的巨大指導作用，就必須隨著生活的變化而發展。

　　近年來，不少人出國考察，對于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工業技術的迅速發展感到驚異。這使我想起了馬克思的一段話：“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在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制度碰上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恐慌，那時，我們都認為，這個“垂死的”社會制度的確在阻礙著它的生產力的發展了。可是很奇怪，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盡管有循環不斷的經濟蕭條，但從六十年代中葉到現在，卻不僅沒有造成生產力的巨大倒退，反而由于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而在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一個工業生產很大發展的局面。帝國主義國家的這種新的情況，給馬列主義理論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世界在變，社會在變，人的思想也必須適應客觀實際的變化而變化。文學藝術工作者必須正視我國當前迅速變化的實際，來考察我們過去用慣了的文藝理論，而不能“刻舟求劍”。在我們這次大會中接觸到的必須研究的理論問題是很多的，例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問題；文藝是否從屬于政治的問題；文藝是否能僅僅概括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問題；一切意識形態是否都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問題；社會主義文藝的創作方法問題（即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問題）；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以及在題材多樣化中有關反對封建特權、官僚主義的問題等等，我認為都有大膽地正視現實而又認真地、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的必要。

　　全國解放后，我們常說我國已經徹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三十年來，在文藝領域中很少強調反封建的任務。過去我們往往把“百家爭鳴”實際上只歸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的爭鳴。但三十年來的實踐證明，這兩家之外的封建主義這一家，卻一直在頑固地妨礙著我國社會的前進。因此，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掃清道路，我認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封建主義，如家長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帶風、官僚主義等等，同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樣，都應該歸入我們文藝創作的重要任務之列。當然反映這些題材的作品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和恰當的表現形式。文學和新聞都有它們特有的敏感性，這里有一個安定團結和顧全大局的問題。因為，在今天，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有利于人民，有利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

　　第二、關于安定團結的問題

　　談到安定團結，文藝界也的確有一個加強團結的問題。我們這支革命的文藝隊伍，不論在抗戰前、抗戰中、解放后，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分歧，在總的方向上應該說是團結得很好的。但是，林彪、“四人幫”這批惡棍，拉幫結伙，制造派性，破壞了我們這支隊伍的團結。經過三年來的“撥亂反正”，清理積案，情況已經有了一些好轉。但是，我們的隊伍中也還有個人恩怨、宗派情緒——特別是林彪、“四人幫”蓄意扶植起來的嚴重的個人主義，排座次、爭名位、要待遇的習氣還沒有根除。我們希望這次代表大會以后，能夠將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恩怨拋入東洋大海，徹底清除一切妨礙團結的因素，把我們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藝術創作上、理論研究上，使我們這支隊伍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中成為一支堅強不屈的鋼鐵隊伍。

　　今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在文化部召開的五個專業座談會上講過：林彪、“四人幫”把中國這條大船弄到瀕于沉沒和觸礁的危境，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這條船才免于沉沒。這使我想起了“風雨同舟”、“同舟共濟”這兩句古話。因此，在這里，我還要講一下顧全大局的問題。大家知道，一九七六年，林彪、“四人幫”已經把我們的國民經濟破壞到瀕于崩潰的邊緣。經濟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經過三年的努力，這艘載著九億人民的傷痕累累的大船，不僅已經免于沉沒，而且經過緊急而穩妥的措施，已經開始在風浪中前進。但是，由于破壞的嚴重，整修完好還需要有一段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快速前進是不適當的。從打倒“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以來未能解決的冤案、錯案，同時還對文化、教育、科學等方面進行了調整、強化。我們每一個“同舟”的人都應該有互諒互助——也就是“共濟”的責任。今天，我們還有內部和外部的敵人。這些人，對于我們的內部不安定是很有興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宣傳機構，對于我們內部鬧事和暫時困難，總是不厭其詳地反復報道；而對于我們內部的鞏固和成就，卻常常保持沉默，甚至連國慶三十周年葉副主席講話這樣的大事，也只輕描淡寫地帶過一筆，而不作實質性的報道。這些情況，不是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嗎？在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方面，不應該有任何禁區。但是，我相信，一個愛國作家、進步作家，特別是共產黨員作家，在對他感到興趣的題材、事件、人物進行創作之前，必然會考慮到怎樣使之有益于振奮人們的革命精神、提高人們的道德和審美水平，必然會感到自己對祖國的人民肩負和重大責任。

　　第三、我還想提一下文藝作品的質量問題

　　三年以來，我國的文藝創作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別是在短篇小說、話劇、詩歌等方面，成績比較顯著。我不在這里列舉周揚同志報告中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了。應該承認，那些作品都能解放思想，突破舊的清規戒律，不少作品博得了廣大讀者和觀眾的歡迎。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包括最受歡迎的作品在內，在藝術技巧、技術方面都還有不少的缺點。這當然和作者的思想水平與生活積累有關系，但是，不可否認，也和作者的文化素養有著直接的關系。對于這一點，我們不能責怪現在的青年乃至中年作家。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作家，現在正處于創作的盛年，但在全國解放時，才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們解放前二十年左右的歲月大致是在十年內戰、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的兵荒馬亂的動蕩時期度過的。因此，除少數人外，他們沒有得到在文藝創作上打好堅實基礎的機會。我們的作家，特別是中、青年作家，應當繼續深入生活，同時加緊提高文藝修養。我很同意茅盾同志在十一月三日講話中所說的：“現在的青年和中年作家，既要在繼承和借鑒兩個方面補課，在本國歷史、世界各國歷史兩方面補課，又要吸取上述的國際政治、經濟、現代科學的知識。”否則，要在不久的時期內產生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這樣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在年齡上，我和茅盾同志只差幾歲，但在文化修養方面卻有一段很大的差距。茅盾同志在二十歲左右已經讀過先秦諸子的著作，能寫很好的駢體文，還能從英文翻譯文學名著。而我在中學時期雖也讀過一些古籍，但是，十九歲那一年碰上了五四運動，來了一個“全盤西化”，于是，我就泡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和俄羅斯文學的“染缸”里去了。這一點，我沒有反悔，因為，這一泡使我得到了歐洲和俄國文學的粗淺知識。正由于這樣，我對本國文學的傳統，包括從詩經起到唐詩、宋詞、元曲，以及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本國文學的理論，如詩論、文論、劇論等等，在解放前，幾乎是一無所知。我學習這些中國文學的珍貴財富，是在解放以后，因工作的逼迫而開始的。這就是一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問題。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時期，文藝工作者再不需要提心吊膽地害怕五七年那樣的政治運動了。對中年作家，面臨著一個補課的問題，對青年作家，則是一個時不可失的學習機會。我高興地看到，在我們的中青年作家中已經有了不少既解放思想，又有文藝才華，同時還具備著一定的文化素養的同志。我希望在這次代表大會以后，文聯和各協會能迅速地采取措施，制定規劃，在文藝界普遍地造成一種好學深思、勤學苦練的空氣。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就是說，當我們祖國四個現代化實現的時候，我們文學藝術界也能夠產生出許多無愧于祖國和時代的優秀作品。

　　最后，我受大會委托，向為勝利地完成這次大會的任務而給予我們熱情幫助的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北京市和解放軍等有關單位，以及為大會的順利進行而廢寢忘餐的各方面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