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曾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民間藝術表演形式，尤其在明清之際，書場遍及城鄉各地，聽人說書成為普通民眾最主要的娛樂形式之一，一大批職業、半職業說書藝人亦隨之而起，構成一個特殊職業群體。但時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民眾文化娛樂生活的日漸豐富，傳統說書藝術受到巨大沖擊，而近些年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又使說書藝人看到了一線曙光。面對機遇和挑戰，廣大民間說書藝人是如何進行調整與應對的呢？

　　從2010年初開始，因承擔文化部節日志項目《中國節日志·胡集書會》的原因，由筆者帶領的調查小組對山東省惠民縣胡集書會做了細致深入的調查。胡集書會是我國現存兩大傳統書會之一，每逢書會，四面八方的說書藝人從各地紛至沓來，散布于以胡集鎮為中心的周邊五六十里范圍的村莊內擺場說書。調查期間，調查組除對胡集書會本身的傳統及程式做了細致了解外，還對諸多參會藝人的從業經歷、當下境況、思想情感等方面做了訪談。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民間藝人，是指那些沒有固定工作崗位與固定收入的說書藝人，各職業演出團體或政府文化部門演藝職工不包括在內。這些藝人來源地域范圍大體以魯北及冀東南為主，同時涉及遼寧、內蒙古、江西、湖南等地，因此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與代表性。

　　放棄說書或轉為副業：藝人的職業轉變與積極應對

　　說書在過去雖屬“下九流”，但作為一個行業而言，相對于農業生產，收入還是不錯的，因此也催生了大量以說書為主業的民間職業說書藝人。他們身份雖為農民，卻只在農忙時回家幫忙生產，說書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走街串巷或趕集賣場，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定說書區域與游走路線（俗稱“踩地”），常年在這些地方賣藝說書。

　　90年代以后，說書業風光不再。首先是演出市場日益萎縮，其次是聽書人群大量流失且日益老齡化。曾經幾百人圍觀的盛況已成為歷史，現在每場能有三四十人觀看已屬難得，藝人收入自然大為降低，說書已無法作為一種謀生手段，這導致專職民間藝人數量大大降低。據2009年一份針對胡集書會藝人的調查顯示，與會專職藝人的數量只占藝人總數的12.5%。但必須注意的是，參加胡集書會的藝人并非全為民間藝人，還有許多來自各地曲藝團體及文化部門的專職演職人員。若去掉他們，則12.5%專職藝人中真正是民間藝人的其實寥寥無幾。據多方調查，在2010年、2011年參加胡集書會的100多位民間藝人中，目前仍以說書為主業的不超過5人。

　　面臨巨大生存壓力的民間說書藝人，為養家糊口紛紛將說書由主業轉變為副業，有的徹底結束了自己的說書生涯，主要是那些年齡大的藝人，如山東陽信毛竹板藝人張義興（1924年生）、木板大鼓藝人李榮德（1934年生）等。有的藝人干起了別的營生，如河北鹽山竹板書藝人張玉良替人安裝暖氣，山東陽信毛竹板藝人勞玉山干起了五金生意，勞玉山的師兄李鴻儒則賣起了老豆腐。有的藝人則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做起了與表演有關的行業。如山東陽信毛竹板藝人張珠峰就利用自己在走街串巷表演過程中建立起來的關系網，在縣城開了家慶典公司。  相比之下，山東平原木板大鼓藝人馬士海則更為原生態一些，仍舊堅持自己的傳統木板大鼓表演，只是演出場合與性質發生了重大改變。他的具體方式是與一家糧油店合作，到以前自己的“踩地”區域內促銷糧油。每到一地，馬士海就擺好書攤、架起書鼓開場說書，吸引民眾前來聽書，然后再向他們促銷糧油。聽書完全免費，糧油購買亦全憑民眾個人意愿。有時在一個村里一說就是兩個月，時間一長買東西的自然也就多了，然后他再從銷售收入中提成，用馬士海自己的話說“收入足以養家糊口”。正是依靠此法，馬士海每年仍能有200場以上的演出，只是說書已變成一種促銷手段。

　　對這些說了半輩子書的藝人來說，其實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割舍不下對說書的熱愛，很多藝人都想方設法爭取更多的演出機會。為傳承說書藝術、擴大影響力、增加演出機會，一些民間說書藝人還自發成立了團體組織，在這方面以山東陽信藝人最具代表性。2009年農歷十一月，在陽信縣文化局的支持下，他們以李鴻儒、萬風亭等14位藝人為主體成立了陽信縣鼓書院，由縣文化館周館長任鼓書院院長，具體工作則由相對年輕且人際交往廣泛的張珠峰負責。鼓書院并非實體組織，各位成員平時仍主要忙于自己的事務，只在有演出時才臨時聚集，以鼓書院的名義參加演出。如2010年、2011年的胡集書會，鼓書院就作為一個整體而參加，每位成員胸前都掛著印有自己照片的“陽信縣鼓書院”的牌子，既聲勢浩大，又顯得有組織。而鼓書院一成立，就獲得了一個“大業務”，即到各鄉鎮敬老院說書“送溫暖”，由當地文化局支付說書報酬。

　　學徒大齡化與“對內挖潛”：技藝傳承的斷裂與調整

　　作為一個行業，說書的存在歸根到底是市場需求的結果，而說書人與說書技藝的代代傳承則為此提供了群體與技藝保證。在說書行內部，有一套嚴格的拜師、學藝與出師規矩與儀式。按傳統規矩，一位說書藝人要想在江湖上立足并擺場賣書，就必須有明確的師承關系，不然就會被其他藝人“卸家伙”，趕出說書場地。而對成名藝人來說，能通過收徒將自己的技藝傳承下去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雖然說書地位低下，但好歹也是一種謀生技藝，因此總會有人投身到這一行里來。不過這有一個基本前提，即說書確實能成為一門謀生手藝才行。90年代之前，這并不是什么問題。但之后，以說書為謀生手段越來越不可能，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傳承發生斷裂。這一點，對比80年代與2006年以后胡集書會歷年參會藝人的年齡段分布即可明顯看出來。

　　調查顯示，1987年藝人的年齡段分布總體比較均勻，以31歲至50歲的藝人為主體，而20歲以下的藝人也占有較高比例。而2006年至2009年，51歲至70歲的藝人占絕對多數，比如2007年該年齡段藝人占總數的80%。2010年以后情況有所好轉，雖然50歲以上的藝人仍占主導地位，但中青年藝人的比例大大提高。之所以出現這一趨勢，是因為胡集書會組委會采取了廣邀全國各地藝人的政策，使許多從事相聲等行業的年輕演員參與進來。另外就是越來越多的老藝人帶自己的子女為搭檔來參加胡集書會。不過還是可以發現，30歲以下的藝人比例極低。

　　目前的藝人年齡段分布說明，傳統說書技藝傳承已發生明顯斷裂。當然，技藝傳承發生斷裂并不代表就完全收不到徒弟，只是這種收徒與以前相比，不管在形式還是性質上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越來越出現大齡化趨勢。傳統說書行拜師學藝一般從十幾歲開始，因為年齡小可塑性強，但現在發生了巨大改變，30多歲的中青年日益成為學藝的主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早已有飯碗而不用愁生計問題。如李鴻儒的徒弟宋寶軍，1971年生，是一名醫生；另一名徒弟趙志國，1977年生，做小生意。與以前學徒不同的是，大齡學徒們拜師學藝并非為謀一技之長，純粹是出于個人愛好或工作需要。另外，由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業，因此也不可能將主要精力放在說書上，只能隔三差五到老師家中學習一次，很多人往往學上一年半載就不再繼續學習了。

　　第二個趨勢是越來越由外而內，即出自藝人家庭內部的學徒越來越多。雖然以前確實有很多藝人子女因從小耳濡目染走上了從藝之路，先跟隨自己的父母學習說唱技藝，然后再拜一位成名藝人為師（傳統說書行有不能以父母為師的規矩），但總體而言，仍以來自藝人家庭之外的學徒為多。但90年代之后，由于拜師學藝的越來越少，很多老藝人不得不“對內挖潛”。如濱州東路大鼓藝人周金山，因東路大鼓面臨失傳，不得已只好培養自己的兒女周艷杰、周艷霞為演出搭檔。這就是為什么最近幾年胡集書會出現越來越多父子、父女或祖孫檔的主要原因。以2010年為例，這種組合共7檔，占下村藝人總檔數的1/7。而2008年以后，幾位出現在胡集書會并被安排下村表演的20歲以下藝人，均為藝人后輩。

　　不管大齡學徒還是“對內挖潛”，由于并非以掌握一門謀生技藝為主要目的，因此在收徒、授徒等傳統習俗上也發生了重大轉變。首先，傳統拜師儀式消失，事先托人介紹或打個招呼，然后大家一起吃頓飯，就算明確了師徒關系。其次，在授業方式上，也不再遵循以前那種“嚴師出高徒”的方式，變得更為隨意，在此種狀態下培養出來的藝人水平自然很難保證。

　　非遺保護帶來書會復興之勢：是發展契機還是回光返照

　　近年來，由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工作的持續開展，使本已式微的傳統曲藝重又受到各級政府及民眾的注意，這給處于寒冬中的傳統曲藝及民間藝人帶來了絲絲春意。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自2006年胡集書會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后，胡集鎮政府采取了“群眾聽書、政府買單”的舉措，書價完全由政府支付，同時亦采取了廣邀全國各地藝人參會的措施。這使胡集書會重現繁榮之勢，近兩年參會藝人均達到200人左右。而在此之前，最少的時候如2004年只有幾檔、十幾位藝人。更為重要的是，胡集書會的繁榮與興旺，又帶動了魯北、冀東南等周邊地區民間藝人的說書熱情。由于來了之后就能被安排下村并獲得一筆不菲收入，許多藝人重又敲起書鼓說起書來。

　　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加大了對傳統曲藝及民間藝人的關注，越來越多的民間說書藝人被采訪與報道。藝人們的演出機會也增加了，各地各種文藝演出、非遺匯演、巡回義演等，都開始出現民間說書藝人的身影。

　　非遺保護使許多民間藝人看到了出路與希望，因此，許多藝人都迫切希望自己所表演的曲種能列入各級非遺名錄，并為之奔走。在他們看來，所從事的曲種被列入非遺名錄，從小處來說，能更好地拓寬自己的演出市場、提高經濟收入；從大處來說，能將本曲種從當前這種不景氣的情勢下挽救出來。因為列為非遺項目，也就等于正式獲得了政府的承認與支持，因而就會有資金開展收徒傳藝等一系列相關活動。

　　傳承人申報與評選工作也頗受藝人關注。近幾年參加胡集書會的民間藝人中，就有一些是各級代表性傳承人。在他們看來，這是對自己技藝與聲望的最好證明，能讓自己更好地生存下去。因此訪談過程中，這些藝人在介紹自己時都會極力強調自己的傳承人身份，而那些普通藝人對這一稱號則是心向往之。

　　雖然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傳統說書藝術出現了復興的勢頭，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傳統說書業及整個藝人群體的生存困境。所以當被問及“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你們老藝人了，高興嗎”這一問題時，山東陽信老藝人萬風亭回答說：“我不怎么高興，因為我們農民啊就是講個實在，那些花花哨子沒用，不能讓我們多賣兩個錢。”

　　說到底，當前傳統說書業的根本困境是由市場造成的。陳舊的演出形式、緩慢的表演節奏，已無法適應當前廣大民眾的娛樂需求。因此，若不對說書的內容與形式進行創新與改變，傳統說書業終究有一天會成為歷史。正如山東鄒平年輕藝人曲慶濤說的那樣：“如果曲藝不改革，最終將會退出歷史的舞臺。現在的胡集書會就是魯北地區曲藝的一種回光返照，你說現在這些老藝人還有幾個帶徒弟的，10年、20年后，誰還來胡集唱？沒有新生力量，后面誰來挑大梁？”面對這些發問，我們又該怎樣回答、如何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