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總是伴隨村落的誕生而誕生，伴隨其消亡而消亡。可以說，一部村落史，也就是一部村落文化史。因此，在當前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時期，在注重編纂省、市、縣三級地方志書的同時，也應大力倡導、重視村志的修編，并以村志為載體，弘揚中華文化的精髓；同時，通過對村落文化的深入研究，找出城鄉文化差異產生和變遷的原因及其規律，為文化強縣、強市乃至強省、強國的建設提供基礎資料支撐。

    村志編修熱正悄然興起

    盛世修志。雖然編修方志向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流傳下來的村志卻并不多見。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顯示，現存1949年前編修的方志共有8200多種，其中鄉、鎮、村、里志僅160多種，且集中于當時經濟富足的江南（江蘇、浙江）地區。

    上一輪全國性修志熱潮始自20世紀80年代，當時省、市、縣三級新編地方志共出版志書約6000部，行業志、部門志、專業志約2萬部，地情書約7000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啟動的第二輪修志，也已有1000余部省、市、縣三級志書出版面市。然而在新修方志的熱潮中，村志的編修卻并未列入規劃，基本處于自發狀態。不過，隨著時代的推進，村志修編目前正在中華大地悄然興起。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發行，此后，浙江省將村志編修、出版納入浙江鄉村社會研究系列叢刊，已有一批村志問世。安徽省著手編纂《名鎮名村志》，一些地方已先行自發編纂、出版了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萬余個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個村編纂了村志。

    農民自己動手編纂村志的事實表明他們開始發現自身的價值，希望通過修志來為自己定位，也借此總結經驗，探索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不可否認，編修村志是保存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資料的最佳載體，不少關于歷史文化、自然災害、礦藏、物產、民風民俗等方面的珍貴資料皆錄于志，優劣兼記，真實客觀。從方志功能來說，村志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舉凡述、志、記、傳、圖、表、錄等皆可運用，其中就有對村莊歷史衍變、物質文化、村民文化及譜牒文化的重點記載。如果記述到位的話，一志在手，便可對村落文化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其歷史文化價值不可輕估。

    近年來學術界對我國東南地區農村中的“村志現象”甚為關注，關注的焦點就是村志對村民世系表的收錄。1994年出版的《河頭村志》中，便出現村民世系表這種形式，它把本村村民從主姓呂氏直到只有一戶人的賈氏，從明初最早定居河頭，迄今已傳23代的呂家直到公社化時代才入居該村的戴、潘等姓，不分男女，人人入譜，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河頭者為世系之源，廢止了傳統族譜亂攀遠祖以顯其貴的陋習。

    族譜文化在農村根深蒂固，是維系農民血緣關系的紐帶。目前已經編出的每一部村志，都滲透著質樸的鄉民親情，這些往往為專業史學著作所欠缺。村民之間往往有著復雜的血緣關系，有比城市要緊密得多的地緣關系和業緣關系，幾乎人人互相知根知底，因而敘史真切實在，一般少隱諱和曲筆，修志的目的非常明確，全在教育子孫后代勿忘先輩創業之艱難，務求發揚光大。

    村志是最好的鄉土文化教材

    目前已經出版和正在編纂的村志一般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其一，本村的歷史文化都有根有據地追溯到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村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在尋根問祖、追蹤訪親中已經起到并正在起著巨大的作用。例如，福建南安的《翁山譜志》追溯到了宋朝，浙江江山的《白沙村志》追溯到了明洪武年間。試想，假如我國幾十萬個行政村都理清了自己的文化歷史，這對我國的史學研究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同時也可以預料，村志所記的在今天看來十分常見的日常生活資料，將來很可能就是文化學者和歷史學家所夢寐以求的“瑰寶”。其二，成為有說服力的地方教科書。村志最大的特點就是貼近、詳實、鮮活，尤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從經濟到文化，從生產到生活，從風情到民俗，無不散發出濃濃的鄉土氣息。作為鄉村“一方之全史”的村志，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傳統文化教育的最好鄉土教材，所謂“人有愛鄉心而后有愛國心，不能愛鄉而謂能愛國者，是讕語也”。

    村志的編修也可廣為發掘和傳承地方文化。如地處湖北省保康縣南部邊陲的店埡鎮格欄坪村在編修村志時，就發現了楚文化、西漢文化、三國文化和明清文化的重要線索。河北省永年縣龍泉村村民趙毓志等人在為編纂《龍泉村志》搜集史料時，發現了一本已有120余年歷史的光緒庚寅年（1890年）科考考卷。

    從研究最基層的家史、村史的微觀入手，其實是進而研究整個宏觀社會的基礎。今日提倡編纂村志，實際上等于對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做了一次深刻、系統的調查研究和大量的個案分析，村志的集合可以說是最全面、最系統的國情、地情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