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詩冊 顧亞龍
首屆全國大學生書法比賽、山東省第一屆青年書法比賽、河南國際書法展、全國第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全國電視書法大賽二等獎……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時間里，總有一個名字活躍在國內各大重要書法展覽活動中——顧亞龍，中國書協理事、山東省書協主席、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對于書法，他從不認為它只與“古老”、“傳統”等名詞畫等號；對于書法創作，他在藝術道路上始終追求其內在蘊含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的先鋒意味，在他看來，是深藏于創作者心中的東西。
記者：您此次榮膺“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有什么感想？
顧亞龍：我能以一名書法家和書法工作者的身份，獲此殊榮，深感榮幸。這是黨和政府對藝術家和藝術工作者努力創作、辛勤工作的高度肯定，所以這不單單是我個人的榮譽。我獲此殊榮后，山東省委宣傳部特地向我個人和我所在的山東省文聯發出了賀信，山東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親自批示，十分重視。山東省文聯向全省文藝工作者發出學習號召。這些榮譽使我既感激組織的信賴，又感受到進一步做好工作、搞好創作的壓力。
記者：請您談談您的學書經歷？
顧亞龍：我最早接觸、學習書法，是受到我家庭的影響。我學習書法的時候，得到字帖很難。凡是當時能找到的法帖，都狠下苦功。實在買不到的字帖，就借來雙鉤填墨。我現在還保存著當時雙鉤填墨的一本《曹全碑》，不仔細分辨，幾疑為原拓。當時學書是整個生活的全部，連上世紀80年代初極少有人注重臨寫的草書《書譜》，我也找來仔細揣摩。當時我已經在寧夏上大學，銀川寫字出名的人不多，我常常向吳善璋先生請教，頗得切磋琢磨之益。
記者：您認為人生閱歷與書法藝術有什么關系？
顧亞龍：法國藝術哲學家丹納認為：藝術家的藝術個性，與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我出生于湖南、長養于廣東、學成于寧夏、游宦于山東，是鄭板橋所說的“東南西北之人”。奇幻瑰麗的楚文化，多予人敏銳細膩的藝術天賦；浩瀚西北的大漠孤煙，使人胸襟豁達、眼界開闊；齊魯大地的儒家文化，崇尚敦厚溫雅的人生品格。這些元素在我的血液里沉淀化合，左右著我的藝術取向。我常常想：鐵馬秋風和杏花春雨，奮發揚厲和細膩內斂，看似是一對矛盾，其實并不是截然對立、不可兼容的。恰恰相反，這正是藝術豐富內涵的表現元素。
記者：您現在在書法方面有什么追求？
顧亞龍：熟悉我的朋友常說，我的字到40歲左右風格一變。這是因為閱歷、趣味、技術都發生了改變。40歲之后，我對宋四家里黃庭堅的字特加愛賞。黃庭堅大字筆陣森嚴，氣象沉雄；小字行草書古雅深美，書卷氣濃，遠出其他三家之上。但我學習黃庭堅，并非僅僅從表皮上沾染些長槍大戟和顫筆，而是從用筆、字勢上借鑒，不謀皮相，力求古韻。隨著藝術閱歷的積累豐富，我在楷書上的取則也發生了變化。最近的10余年，我很喜歡初唐的虞世南。虞世南的楷書，粗看似乎平平無奇，實則深美閎約、包羅萬象。
書法家貴在有自己的“語言”，這是形成書家獨特風格的基本要素。當然，這種語言應該以“雅言”為基礎，在大量臨摹經典藝術語言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風格。這里面至少包含了兩個有邏輯順序的階段：首先要學習經典藝術家“說話”；在此基礎上還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僅停留在“模仿秀”的層面上。當下書法發展之可憂者，在于“模仿秀”多，而能別自樹立者少。我這些年立足作“減法”，追求刪繁就簡后的純粹雅正，在這個基礎上確立屬于我自己的書法藝術語言。
書家風格多端，司空表圣“二十四品”猶難概括。我以“雅”為書法美的極則。黃山谷云：百病皆可醫，唯俗不可醫。然“雅”不可求，求之愈切，去之愈遠。
記者：您如何看待書法藝術的創新？
顧亞龍：十幾年前，著名作家張煒寫了一篇《源于文心》，他說：“無論是書畫還是其他藝術品類，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的‘新’。以‘新’為是，惟‘新’是求，造成了一種極為淺薄可笑的風氣。實際上‘新’中所包含的往往會是最陳舊不堪的東西；即便是真正的新，也不一定就是好的，這是一個常識。而在許多人那里，對于新的追逐可以急切到放棄品格、丟掉操守的地步，更可以全然不顧基本功的訓練。我們從藝術史上不難體味：所有的藝術門類，其所以成立的一個原因，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依賴于對一種傳統的維護。失去了它的傳統，即失去了這門藝術。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時期最好的藝術家，往往都是一些感時命筆的恪守者，而絕不會是一些無根無柢的狂躁客。”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基本與他這篇文章的看法相同。
記者：您如何看待書法在您生命中的意義？
顧亞龍：熊秉明先生說：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此生能以筆墨體味中國文化，幸莫大焉。書法家不但用筆墨表現“美”，也用筆墨體味“道”。這是一個人格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過程。我把人生當作一件大作品來完成。與其說書法藝術是表現人、實現人、完善人的手段，不如說我們更應該將人的一生當成一件最大的藝術作品去對待，去創作。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