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曉音，1982年獲北大中文系中國古典文學碩士學位后留系任教。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唐宋散文》《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古詩藝術探微》等。

　　從“仰天大笑出門去，無人知是荔枝來”到“問君能有幾多愁，as a boy without a girl”，盛行在網絡微博上的詩詞混搭一茬更比一茬炫，年輕人樂在其中，老先生卻皺起眉頭：是中學的唐詩宋詞教得太死板，還是大學古代文學教育太松懈，以至于學生離了書本竟如此“無法無天”？記者近日采訪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授葛曉音女士，聽她把那一代人與古代文學的緣分細細道來，讀史不乏閑情雅趣，觀詩必得清詞麗句，覽古自有無用之用，想來于今日混搭一族的頑癥該大有裨益了吧。

　　詩詞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記者：很多人在大學時就讀過您寫的《唐宋詩詞十五講》《杜甫詩選評》，讀這些書，感覺到您對詩詞的解讀非常細致入微，從行文中也可體會到像古代詩人、詞人那樣的情懷，您最初是怎么喜歡上古代文學的？

　　葛曉音：有一點家里的影響，我父親是上海新華京劇團的編劇，當時的京劇劇目是以古裝為主的，京劇的編劇要懂得京劇唱腔，懂得照著曲譜填詞，也需要一些詩詞修養，我父親有時候也喜歡寫一點古典詩詞，寫得不多，寫完后他會給我們這些做子女的看看，家里相關的書也比較多。我初中時就喜歡自己讀一些古詩詞作品選，有時候借不到書，遇到自己喜歡的詩詞就抄在本子上，高中時我又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語文老師，他愛好古典文學，上課也挺吸引人，一個好老師對學生影響還是蠻大的。這都促使我高中畢業報考北大中文系，那是1963年，當時并不是一入學就選擇古代文學，但我們那幾屆，只上了兩年基礎課，主要課程就是古代文學，而且都是林庚先生、季鎮淮先生等古代文學大家來授課，他們的課講得非常好，很有吸引力，這兩年為我打下了相當扎實的古代文學基礎。

　　我們處在一個特殊的年代，三年級時，因四清運動，我們到農村去整整一年，不久“文革”又開始了，雖然學制是五年，但真正的學習時光只有兩年。大學里印象最深的課就是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漢語，我的很多同學雖然現在已經60多歲，也并沒有搞古代文學研究，但回憶起來當時得益最多的就是這兩門課。也讓我這個本來就對古代文學很有興趣的人，在上山下鄉期間，一直也沒有忘記這個愛好。“文革”后期學校打派仗，我為數不多的“藏書”都被弄丟了，畢業前回到宿舍樓里，只撿回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中華書局編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下冊，很珍貴，我把它隨身帶到新疆。知青們在農場勞動之余，互相換書來看，有的青年帶了很舊的古代文學作品選，那時讀書可以說是如饑似渴，還親手抄寫不少詩詞，抄過之后印象就比較深，加之當時無所寄托，這些詩詞就是精神食糧，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記者：您最喜歡的詩人是哪一位？

　　葛曉音：年輕的時候都喜歡，研究慢慢深入之后，對很多作品的理解也更深入。比如小時候也喜歡杜甫的詩，有的詩初讀沒有十分明白他的意思，只覺得非常感動，但不知道為什么。直到今天我還是最喜歡杜甫，通讀了很多遍，每讀一遍都覺得可以離他的心靈更近一步，體會到他確實非常偉大，不限于我們一般所說的憂國憂民，還有在藝術上的創新，海涵地負的包容力，那種氣度古往今來很少有詩人能與他相比，他確實是一位中國詩歌藝術的集大成者、一座高峰，好像詩歌發展到這個階段一定要出現他這樣一位詩人，才足以代表中國詩歌藝術的最高成就，其后也有很多偉大的藝術家，但藝術上這樣完美、思想上這樣高尚的只有這一位。從風格來說，我還喜歡杜牧，俊爽風流，瀟灑倜儻，他是盛唐的風格才華在晚唐的回光返照，但他到了那種時候還能滿懷理想，很不容易，尤其是他的七絕，老少都會喜歡。

　　讀書要像老黃牛自己找草吃

　　記者：中文系的學生在選擇古代文學專業時往往會受到一些長輩、朋友的勸解，他們認為這是一門就業前景較淡的學科，您對有志于古代文學方向的后學們有什么建議？

　　葛曉音：選古代文學首先是自己的確要愛好，從就業前景來說，它絕對比不上當今的一些熱門專業，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作為教學者，我覺得古代文學方向的碩士、博士并不需要很多，但希望可以精一些。第一，一定要愛好，特別投入，肯為這個專業放棄很多世俗的追求；第二，不是說選擇這門專業就沒飯吃，可以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如果是碩士畢業，也尚有多樣的出路。現在看待大學專業的選擇，應該參考西方的眼光，我這些年與海外交流比較多，感覺到國內把專業和職業聯系得太緊密了。而在西方，有的人學習只是為了學習，不是為了就業，他可以拿兩個學位，而所學的兩個專業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因為喜歡，就去學習，不見得有多少實際的實用價值，但對他的知識結構、人格修養等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古代文學的用處是“無用之用”，它的“大用”不是體現在能否直接應用到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它給人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因為要掌握古代文學，就要同時對歷史和哲學有所涉獵，然而它和后兩者相比，除了有理性的思考，還有對人生的感悟，人類最高的創造力就體現在這種美的創造，古代文學就是這種創造的最高結晶。

　　記者：今天的中文系大學生期末考試通常是以論文或試卷的形式進行，您在讀書的時候每一門課怎樣考試？

　　葛曉音：也是要做試卷，有填空、名詞解釋、問題回答等等，但在研究生期間，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讀書報告。我的導師陳貽焮先生在這方面要求非常嚴格，我們要兩周交一篇讀書報告，要有讀書心得，不能重復別人說過的話。陳先生這三年的培養和訓練令我受益匪淺，他說讀書要像老黃牛自己找草吃，他會開出一些參考書目，我再圍繞這些書目尋找更多資料來閱讀。三年里寫了40萬字讀書報告，有些陳先生覺得還可以，就改寫成論文，畢業后一兩年之內大概發表了10篇論文。這段學習對于我來說非常關鍵，算是入了門，初步知道古代文學研究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掌握，知道了研究者不能人云亦云，要提出自己新的創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學評價體系比較單一，到80年代初，思想開放，有很多舊的學術條框被打破，很多問題可以重新評價，給予我們較大的發揮空間，那段時間我的收獲很豐富。

　　記者：您在考察學生古典文學學習效果的時候喜歡出什么類型的試題？

　　葛曉音：名詞解釋和填空還是有的，我更喜歡出一些讓學生靈活思考的題目，比如舉宋元明清某一個詩學批評中對某位詩人的評價、某句話，請學生結合具體作品來回答，你對這個評價怎么看，給他比較大的思考余地。或者舉出對某位作家、某個作品不同的看法，問學生怎么看。這類題目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他需要調動所有的古典文學知識儲備來回答，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思考問題，一定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背，這樣就可以看出一個學生是不是真正適合做研究。

　　“背”與“不背”

　　記者：古人讀書大部分是依靠背誦，背誦這種方法在今天是否適用？

　　葛曉音：還是適用的。我們也是這樣過來的，背的時候多半都不理解背的是什么，小時候的強制性記憶是很不容易忘記的，長大后還有興趣的話，背過的東西自然而然會浮現出來，會漸漸明白這些是什么意思，我們這一代人無論是學文學還是學理工都會背很多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自然而然會消化，不背的話，看了很多，會模糊成一片。小孩子記憶力強，接受事物的方式也比較單純，背誦很有效。我改本科生考卷時發現，有些學生在答題時舉的例子都是中學課本里的，大學里學的幾乎一首都舉不上來，這也很說明問題。其實讀大學之后也需要背一些，我的很多老師講課時講到的作品都背得滾瓜爛熟，講《詩經》《楚辭》也是隨口就說出其中的句子。

　　記者：您參與撰寫的《詩詞鑒賞辭典》在一些中學里被作為標準答案，您覺得這樣的標準是否恰當？

　　葛曉音：我不贊成學生背誦《詩詞鑒賞辭典》中的解釋，第一這本書里鑒賞水平參差不齊，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唐詩鑒賞辭典》約稿比較慎重，后來有一些詩詞鑒賞書籍的文章是在讀學生撰寫的，或研究經歷尚淺，或缺乏新見或存在偏見。詩的解釋即使對于名作來說也仍有很多分歧，我在教學中會告訴學生有幾種不同解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去選擇他認為最恰當的一種，但是要說出理由。文學研究沒有絕對的標準，《詩詞鑒賞辭典》是否可以作為標準答案也值得商榷，它可以作為參考書。學生的理解不夠透徹，可以采納書中的解釋；學生懷疑別人的解釋，提出自己的看法，是最好的。我鼓勵學生有自己的感受，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這是最好的境界，背誦前人的解釋也需要有選擇，有自己的標準，但這只是第二等的境界。言之有據，有一定的感受都應該允許。

　　漢學與翻譯

　　記者：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歐美、日韓的漢學研究？

　　葛曉音：歐美、日韓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水平和特點各不相同，其中日本的水平最高。海外學者看問題的角度和我們不同，了解多一些，有助于突破我們的習慣性思維。但是也要善于辨別，不能一概照搬和簡單模仿。對于一般讀者，老一輩的先生比如劉若愚先生給西方學生講的《中國詩學》，比較淺顯，比較適合一般讀者看，因為一定要把西方學生不理解的內容講得特別容易懂。

　　翻譯過來的漢學研究著作現在不少，有些專業程度非常高，不是很適合普通讀者看，要說雅俗共賞，松浦友久先生的《節奏的美學》《中國詩歌原理》有大學程度以上的愛好者都可以看。西方研究大體分為兩路，和國內相似，一種是注釋翻譯，比較注重文獻；一種是文本闡釋。闡釋的路子比較容易引起國內研究生的興趣，因為對他們來說比較新鮮。

　　20世紀初，我們曾經從西方吸收了很多特別有用的理論，研究方法對我們很有啟發。上世紀80年代初也是如此，那時候特別熱衷于三論，即信息論、系統論、統計論，熱衷的結果是沒有什么像樣的成果，反而出現了很多硬傷，即知識性錯誤。90年代以后開始轉向，轉而看重文獻。隨著海內外交流的頻繁，國內學者對西方的漢學研究了解愈益深入，現在可以比較理性地評價他們的成果，所以西方漢學的沖擊力已經沒有20世紀初和80年代那么強烈。

　　前幾年我去日本做研究，看了很多與我課題相關的東洋史學、印度學、中國文學的成果，我覺得活躍在上世紀30至70年代期間的那一代學者，很多成果是我們沒辦法逾越的，當時他們提出的很多課題，80年代以后我們才開始研究，那個時代日本很重視東洋學的研究，而現在他們把中國文學僅僅作為外國文學來看待。

　　記者：古典詩詞傳播到外國只能讓人理解大概意思，有沒有一種翻譯可以讓他們體會到中國詩詞的美？

　　葛曉音：日文與中文比較接近，但日文也只能從字面上翻譯中國的詩詞，不能把深層含義也翻譯出來，就像古漢語的白話注釋，意思不會走樣，但語感完全不同。歐美則更為困難，一些研究者對很多中文詞匯在詩里的用法的理解錯誤百出，因為有些詞匯很難找到對應的用語，如果想研究古典文學，那就只好直接學中文，西方人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