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指揮家鄭小瑛的頭銜前可以加很多個“第一”：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女指揮家，第一位應邀在國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劇的中國指揮家，第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中國女指揮家，創辦了中國第一支女子交響樂團……然而這些光環背后的鄭小瑛，樸實親切，笑容燦爛。80多歲的她，依然眼神明亮，精神矍鑠，也跟年輕人一樣玩微博，留心觀看后會發現，她經常在晚上12點左右更新，內容基本都和交響樂、指揮有關，她也時常會上傳一些自己的照片，照片里，多是她和年輕的音樂家們在各種演出現場的瞬間，幾乎每一張她都在燦爛地笑著。很多人在微博里給她留言，親切地稱她是“‘80后’的不知疲倦的飛人”，“永遠都像打了雞血那樣充滿激情”，“是大家尊敬的偶像”。

指揮臺上的鄭小瑛永遠都充滿激情

　　“如果一受委屈就哭鼻子，就不要來當指揮”

　　鄭小瑛收女學生時，對她們性格的要求很苛刻，首先要看的就是她們的性格夠不夠堅強，如果一受委屈就要哭鼻子，“那就不要來當指揮”。作為一個女指揮，她很清楚女性站在指揮臺上需要多么強大的內心，“你要面對臺下那么多男性演奏員的目光，保不齊有人就不信任你，你說話他連看都不看你，如果你因此心里犯嘀咕，擔心有人不喜歡自己，那就沒有時間看總譜，也沒有自信指揮大家了。”

　　作為一個在男性的天下里闖出一片天地的女指揮家，鄭小瑛的女性指揮家的身份是被無數人追問的話題。多年來她在西方接受媒體采訪時，那些記者的問題很直接很怪異：“你是怎么戰勝那些男人而站到指揮臺上去的？”鄭小瑛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在她成長的年代并沒有遭受性別歧視，一切看起來順理成章，“領導覺得我有才能，信得過我，所以我有機會接受培養，結果成績不錯，于是被委以重任，這就是我的路。”她說，“但我也沒有因為是女性而受到過優待。”在她看來，指揮這個職業對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沒有什么不同，它對人的要求是全面的，“不僅是站在臺上展示的那些才華，還包括組織才能、文化修養和社會責任感”。

　　上世紀80年代，鄭小瑛有次到美國去，認識了一個美國的女指揮家，“一個老太太，80多歲了，坐在沙發里已經站不起來”，但依然目光銳利，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中國有沒有歧視女指揮？”當鄭小瑛告訴她自己是中央歌劇院的首席指揮時，她感嘆鄭小瑛很幸運，因為當時的美國對女指揮還有很深的偏見。那時鄭小瑛對此很困惑，在那個處處都是“女士優先”的國度里，在指揮領域里難道不是如此？幾年后，這位美國女指揮家去世了，有朋友從費城給她寄來一篇悼念文章，題目就是《一個沒有被認識的天才》，文章里說：“如果她是男性，她應當是世界一流的指揮家”，而事實上，這位女指揮家一生都沒有被一個樂團聘為常任指揮或總監，即從未被委以重任。也是在那時，鄭小瑛才理解了“她在世時心里是多么委屈”。

　　也是自上世紀80年代有機會出國后，鄭小瑛才知道，原來在指揮界，性別歧視一度很嚴重。交響樂這個在西方發展起來的音樂品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甚至連樂師都很少有女性，更何況女指揮。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才開始有女指揮。

　　當看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女孩干上了指揮這個行當，并站在臺上收獲了自信，鄭小瑛很受鼓舞。但女性如果走上了指揮這條路，就注定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克服更多的困難，用鄭小瑛的話說，就是“注定要在一生里犧牲掉另外一些東西”。她經常對自己的女學生們講，她們沒有權利生病，因為指揮不能輕易請假，“100個人的演出或排練，早就定好了，大家都來了，你怎能因為頭疼腦熱不去？”

　　鄭小瑛自己經歷過的遠比生病嚴重和殘酷。“文革”期間，她在中國京劇團工作，這是個“管理很嚴格的團隊”。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母親病危的消息，醫院已經下了病危通知，當天劇團有場很重要的彩排，她無法提出請假。后來彩排的時候，她看到先生和女兒出現在側幕條里，心里就有不祥的預感，中場休息時，他們告訴她，母親已經走了。此時的鄭小瑛強忍住悲痛，堅持彩排完才大哭了一場。“作為一個指揮，我不愿意在演奏員面前流露出我在努力克服著什么，讓大家同情我，我不希望這樣。”她說。當年第一次指揮《卡門》時，上臺的前一天，她在一輛急剎車的公共汽車上被從后面甩到了前面，導致骨折。這些傷痛她也不愿意對別人說，在她看來，“這些事情必須自己承受，有些困難必須自己克服。”

　　指揮主要的能力在腦子里

　　在近日閉幕的第一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上，選手們除了排練評委指定的世界經典曲目外，在初賽和復賽階段，還有一項重要的考試內容是考選手們的聽力。在初賽時，演奏者在鋼琴上彈奏和弦連接，選手要將和弦記錄在譜面上；復賽則考聽音糾錯，樂隊演奏一個不正確的樂譜，選手們要在總譜上標明錯誤的地方。“這些能力僅從指揮的表演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又體現了對指揮的素質的要求。”鄭小瑛說。包括復賽時，選手們要排練一個新作品，以此考察他們能否按照總譜上的要求，在排練過程中聽出來哪個聲部是不對的，或者節奏和音高是怎樣的。對指揮來說，這些基礎的訓練，就要訓練好多年。

　　“為什么我們這么看重好的耳朵和好的讀譜能力，將其安排到比賽環節中？因為我們很看重指揮的學術功底，指揮不僅是動胳膊，他的主要的能力在腦子里。”鄭小瑛說，“如果不能分辨節奏和聲音高低，就不要當指揮，當演奏家們都比你明白時，你會很尷尬的。”

　　在中國的音樂學院的教學里，指揮和作曲的課程基本是一樣的，但這兩個行當最終做的事情很不同，作曲需要寫出作品來，而指揮是要能夠理解已經寫出來的作品，并帶領樂隊演奏出來。作曲家可以為一個和弦思考一周，指揮家則瞬間就要在演奏現場判斷對錯，聽出問題所在。所以，在鄭小瑛看來，一個優秀的指揮除了要有好的耳朵，好的讀譜能力外，要對音樂敏感，還要快，“如果讀譜太慢，演奏員都會了，指揮還沒弄清楚，這就不行”。

　　“原來，我們的教學方式是對的”

　　第一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最終進入決賽的三名選手均是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后出國深造的學生，他們分別來自美國耶魯大學音樂學院、辛辛那提大學和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這也成為本屆比賽的一個熱門話題。

　　“我們國內的指揮教學的水平是世界領先的。”對此，鄭小瑛說得很肯定。作為中國最有經驗的指揮教授之一，她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有60年了，她的不少學生，均在多個國際指揮比賽中獲得最高名次，還有一些已成為國內甚至國際上的優秀指揮。她從來不反對學生們出國深造，“我始終認為交響樂作為國外品種，你要了解它，才知道怎樣改造它為中國人所用”。

　　在相對比較封閉的年代，因為沒有機會和國外交流，中國指揮專業的學生水平到底怎樣，我們并不自知。直到近些年來，很多學生出國深造后給鄭小瑛寫信，無一例外提到各自相似的經歷：課堂上教授疑惑地問他們：“你來干什么？你什么都會了啊。”鄭小瑛這才明白，“我們的課堂教學是世界領先的。我們有很嚴格的聽音訓練，我們有門課就叫總譜讀法，還有指揮法的訓練……”當收到出國的學生們的這些反饋，當他們在國際比賽上屢屢獲獎，鄭小瑛很驚喜：“原來我們的教學方式是對的，跟外國人比我們也很有信心。”

　　所以她建議，中國的學生可以在國內打下很好的基礎后出國深造，“學指揮一定要出去看看，就是要打開眼界，去最好的音樂廳，聽好的指揮家指揮好的樂隊”，因為對于一個指揮來講，必須對聲音有很好的理解，才能帶著對這個聲音的要求去訓練樂隊。當長了見識、開了眼界后，知道了好的交響樂應該是怎么樣的，再指揮自己的樂隊，水平就可以提升了。

　　當然，在國外也要看自己會不會學習，上世紀60年代初，鄭小瑛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時，主要的收獲不是來自課堂，她幾乎每天都會去歌劇院或音樂廳聽世界級的指揮家的演奏，這才是她最主要的學習途徑，“如果只單純在教室里學，會很可惜，也不會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