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起馮積岐，總覺得他就是一個可以被寫進故事里的角色。這不僅因為他寫作勤奮（他寫了9部長篇、200多個中短篇小說），也不僅僅因為他具有雄厚的寫作實力；若論閱讀的豐富，馮積岐也許更出人意料，他讀過的外國文學作品足以和那些在大學里教授同一專業的行家相抗衡，只要你提出哪位作家或并非見于經傳的作品，他大概都能立即進入文本分析的狀態，如數家珍，如敘家常，其感受之細，用心之深，解鈴系鈴，洞燭幽微。這也許恰好證明了他在小說中能用多種手法嫻熟地塑造人物的原因。

　　2012年夏天，我與馮積岐首次相見時，他的形象和他的小說一樣讓我印象深刻。深棕色的皮膚，偏瘦弱的身體，沉靜木訥，不善言詞，眼神也似乎習慣性地向側面滑落，像是在謙卑狀態下養成的一種習慣。后來我才知道他那柔弱謙卑的表情里其實隱藏著堅硬的力量，那似乎是陜西人性格里特有的執拗。才一落座，我迫不及待地說起讀他的小說時的那些感想，聽我講述著，他神情依舊沉靜，似在聽我聊著他太熟悉的一件農具或一樁農活，他謙虛地笑著，偶爾還會顯得有點無奈和感傷。后來聊多了，漸漸地知道老馮的骨子里其實還是個對世界、對社會有著強烈看法的人，這和他的小說里所表達出來的“悲觀情緒”多多少少有些關聯。在我看來，他太擅長寫那些掙扎在傳統觀念與現代生活中的農民身上發生的悲情和悲劇，尤其是那些噴薄而出的情感，最后都如煙花散去落得蒼涼的結局，讀了會讓人五內如焚、坐立不安。

　　但是想想，如果一個作家心里只懷有對于人性美好的認識，顯然也是成不了什么事的。在老馮的作品中，我越來越相信，對世間美好事物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悲劇的認識所能達到的深度。身為作家，他必須能狠下心去表現生活中的悲劇——記得前輩夏衍不止一次地說過：一個杰出的作家必須是能夠狠得下心來的人，那樣的人才能寫出大東西、大悲劇。他還列舉過很多的人，說他們作品的偉大就在于他們的心狠。依我看，馮積岐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對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劇性不僅有著天生敏感的觸角，還有著足以形諸筆墨的能力和承擔悲劇重量的勇氣。他常說自己就是陜西岐山的一個農民，從小在地里頭長大，家里成分高，土改的時候被劃成了“地主”。由于出身不好，在他成長的年份里，遇到的各種坎坷就像影子一樣跟從著、牽絆著，好像至今都還是比別人多了一些無辜與不順。而正是這些不順，讓他發奮去寫作，想著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他說自己因為出身的原因，從記事的時候起就一直和苦難相伴。但是在我看來，他的苦難也許更多地來自他的性格，源于他的天性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悲觀心結。這些年，他無論寫出多少文字，都不要想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與其說馮積岐是個作家，倒不如說他更像一個不斷地把生活鍛造成為文學的修行者。他的修行課程包括用石頭般的文字壘起社會精神的形象歷史，表達著他對于歷史中沉重悲劇的感悟。30多年來，馮積岐像個每天按時出工的農民，背石上山，負重前行。在讀書寫作之外，全無娛己娛人之樂。他的小說中有著太多的場面，或描摹人性之善美，令人心向往之；或呈現貪吏之邪惡，足以令人切齒。其寫男女之情性，雖然或俗或艷，一顰一笑之間妖嬈萬千，但在背后絲毫掩飾不住作者對于生活中巨大悲劇性的透徹體驗。

　　馮積岐的文字，觸碰現實、洞達歷史、直面悲劇。當前，許多聰明的作家，已經不再把“歷史”“責任”與“良知”視為寫作的底線。與時俱進的社會心理，似乎也昭示著審美與文學的趨時逐利的方向。大家操練著同一類語言，追逐著同一種欲望。而那種熱鬧不屬于馮積岐。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肯定不是一個懂得迎合時代的角色，面對五光十色的社會，馮積岐依舊像每天出工的農夫，與30多年前從田壟里出發一樣，依舊背負著沉重的石頭，只管向高處行走，用文字的塊石去筑就他心里的精神長城。

　　英國小說家毛姆晚年寫的隨筆中有這樣幾句話：“盡管整個世界、其中的每個人、每處風景和每個事件都是你的素材，你自己也只能處理與自己天性中的秘密涌泉相呼應的部分。”他還說：“藝術家，特別是作家，是在自己思想的孤獨中建造一個不同于他人的世界。”對馮積岐而言，他太熟悉和了解當初給了他生命的土地、同時也給了他歷史創痛的鄉村，這些都構成了他與生俱來的生命印記，也是他不斷寫作不斷拿出力作的源泉。他的筆背負著沉重的歷史，他用文學思考著人的命運。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他所寫的每一段歷史，都有著石頭一般的重量。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編審，文藝研究雜志社社長、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