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下人們的閱讀心理而言，大家對頌歌體報告文學一般都采取排斥態度，認為是宣傳，是有償寫作，而陳瑞儀自掏腰包跑敦煌、跑合肥、跑北京去寫“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卻是出于一種欽佩和使命感。

　　作為文物系統的作家，盡管他寫過諸多與文物保護有關的篇章，卻仍覺得，不寫樊錦詩，就對不住中國的文保事業。他的《家在敦煌》（刊于2012年第3期《中國作家·紀實》，2012年4月17日《北京日報》和2013年第3期《中華文學選刊》全文轉載），沒有簡單羅列這位文博系統唯一的“雙百人物”的事跡，而發現別人沒發現、感受別人沒有感受到的生活悲喜劇。他從情感入手，寫她的坎坷經歷，而這一代知識分子，“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幾乎是他們的共性。共同的命運，使作品和傳主吸引住了一個特定的讀者群，并影響著對敦煌感興趣的人。

　　這部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稱自述的角度。這在報告文學作品中雖早已有之，但使用不太頻繁。昔日取得成功的，是肖復興的《海河邊的一間小屋》。一般作者會考慮“客觀性”，置身事外，以旁觀者、純客觀的姿態來寫作，借此顯示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而第一人稱自述，難以擺脫主觀的嫌疑，這對于追求真實客觀的報告文學寫作來說，難度不小。陳瑞儀敢于這樣寫，更寫出了特色，與他把握的“度”有很大的關系。就是說，他拿捏準了分寸，讓傳主多說自己心理層面的東西，少說別人，就連樊錦詩自己的丈夫、孩子，“樊錦詩”也不多說。至于那些扯不斷、理還亂的行政事務，“她”說得就更少了，只作為背景材料一筆帶過。這就減少了許多爭議性的內容。這種選擇和嘗試，凝縮了作品的負載，規避了人們詬病的那種“越寫越長”的覆轍，應該予以肯定。

　　同時，在創作過程中，作者制造懸念、環環緊扣，又層層推進、一氣貫通，最大限度地調動起讀者的好奇心。用懸念串聯起記憶的碎片，是這部作品的重要特征。至于其起承轉合的游刃自如和文字韻律的嫻熟把握，尤其是方言俚語和口語的恰當運用，更顯出作者有著相當的文體駕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讀罷《家在敦煌》，“行業報告文學作家”的提法突然閃現在腦海里。行業報告文學作家的興起，或許是解決報告文學創作隊伍青黃不接的有效路徑。

　　現在，評論界普遍認為，報告文學創作隊伍后繼乏人。報告文學創作，需要更多的生活積累和磨礪，才能在眾多的現實遮蔽之中辨識真偽，這對于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挑戰。

　　回眸報告文學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一個頗具啟示意味的現象：李鳴生身為航天人，由寫“航天四部曲”而成名；趙瑜是運動員出身，以“體育三部曲”亮相文壇，隨后才有《尋找巴金的黛莉》；理由的出道，也與他的體育教練員身份不無關系，他的《揚眉劍出鞘》和《傾斜的足球場》，都是寫體育的……總體看來，從上世紀3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報告文學的創作隊伍，是記者、作家和廣大工農兵。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報告文學的創作隊伍，基本是記者與作家。上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的轟動時期，一些行業的有志者開始從身邊、從自身熟悉的內容入手寫作，從而進入作家隊伍。各行各業在這一領域的顯露頭角者，展現出了自身的才華，而報告文學的作者隊伍也由此得以擴充。行業作者、行業創作，應是成就報告文學作家的一個重要途徑。

　　因為行業作者比較熟悉情況，有一定的專業素養，不會說外行話，更容易抓到事物的關鍵，更能體現出一種專業精神。陳瑞儀是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對文物考古比較熟悉。寫敦煌研究院的掌門人，該寫什么、不該寫什么、怎么寫，他心中有數。而作為行業內人員，采訪、調查總體而言比外人方便些，也往往能在一定范圍內得到各方認同。

　　不過，有個現象也值得注意：行業寫作，特別是某些狹窄領域的專業寫作，很容易被淹沒。因此，評論界應該重視行業作者的成長，對他們的創作有必要給予充分的關注。

　　（作者單位：山東省濟寧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