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劇《江姐》劇照

　　重慶市川劇院推出的由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中國劇協副主席、重慶市川劇院院長沈鐵梅領銜的新版川劇《江姐》，在短短數年內，不但摘得文華獎，同時走向全國，演出達170余場，掀起一股新川劇的文藝旋風，在戲劇界、評論界好評如潮。回顧其走過的艱辛歷程和作品的蝶變進程，無不體現兩個字——創新。

　　唱詞上的創新。川劇《江姐》唱詞源自歌劇《江姐》，雖然歌劇《江姐》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歷經五代江姐的精彩接力，早已成為新中國的文藝經典，但由于兩種戲劇體裁自身藝術風格的差異，對唱詞、念白的句式及合轍、押韻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這就使川劇《江姐》不能完全套用歌劇劇本中的唱詞和念白，必須進行句式調整和音韻的川語化，這在開場部分的川江《船工曲》部分尤為明顯。為了體現川劇風格，將歌劇《船工曲》“領、唱、合”向川劇《川江號子》“吼、喊、幫”轉化，歌詞中加入大量“舍”“哦”“羅”“呀”“喲”“嘿著”等川渝語言風格的襯詞，將唱詞短促化，讓歌者的氣息更足，腔聲更顯高亢激昂，加之曲調完全運用川江號子風格，整個就是一段原汁原味的川江船工號子，這段先聲奪人的《川江號子》，讓整部戲的時代、地域等環境要素及藝術特色得以初顯，為后續劇情的延展作出了充分的鋪墊，同時也為該戲的“川”味夯實了基礎，引導熟悉歌劇《江姐》的觀眾進入川劇場景。

　　內容上的創新。改編作品，尊重原著是基本前提，但也會極大束縛改編者的手腳，何況原劇已經是經久不衰的經典名劇，處理稍有不當，便可能受到觀眾的質疑甚至指責，但如果對原有劇情全盤接納、亦步亦趨，則會讓改編的意義大打折扣。為此，編創團隊大膽將《獄中八條》內容編入劇中，并讓劇中人物逐條誦讀，最后還在底幕上原版呈現，讓觀眾清晰地聽到、看到當年革命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凝煉出來的警世箴言，真切地感受紅巖英烈們對黨無限忠誠的最后告白。這些樸實中肯的話語，放在全面從嚴治黨的當下，依然具有十分震撼的現實意義，讓觀眾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在觀看的過程中，無不暗自對照、自我反思，教育作用得以充分彰顯。可以說，這一處改編是川劇《江姐》的點睛之筆、神來之筆，不但豐富了劇情，更是升華了該劇的思想內涵，更加突顯其時代意義和當代價值。

　　演繹上的創新。改編經典名劇，其實是把雙刃劍，好處一目了然，但每位改編者都會遇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窘境，難以出新、出彩、出奇，改編者受到的壓力非比一般。盡管如此，此次川劇《江姐》在演繹方式上還是進行了一系列大膽創新。一是器樂的應用更加豐富，除鑼、鼓等傳統川劇打擊樂外，引入其他戲劇和曲藝的音樂呈現方式，在局部地方也出現管弦樂的應用，豐富了音樂元素，讓傳統川劇音樂實現當代表達，更符合當下大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審美需求。二是演員的表演更加細膩，針對歌劇《江姐》藝術上的成功，川劇演員們在認真研習歌劇表演技巧的基礎上，結合川劇自身的藝術風格，手眼身法步及念唱做打都力求精益求精，這在沈鐵梅的表演上尤其突出——在第一幕紅霞與江姐告別，請江姐向彭松濤同志轉達問候時，當紅霞的口中剛說出“彭松濤”時，一旁的江姐眼神回收、臉泛紅暈，用以手理發的動作掩飾內心的激動心情，十分精準地刻畫出一位年輕女性想象著即將與思念已久的丈夫相會的幸福場景；在江姐猛然見到丈夫頭懸城門時、在小酒店與叛徒周旋時、即將走上刑場時的一些細節表演，可以說是細致入微，做到了內外映照、心形合一，將紅巖英烈還原為一位生活化的革命戰士，一位生活中的母親、妻子。三是川劇的技巧應用更加突出，在誤捉蔣對章的戲段中，提線木偶式的表演，既突出了蔣對章的膽小懦弱，更顯示出偽警察的粗暴愚蠢，同時喜劇性的表演也讓觀眾在緊張的氛圍中得以舒緩，起到張弛調諧的藝術效果。幫腔是川劇的又一重要特色，此劇中每到關鍵處，均以幫腔對劇情進行強化，既烘托了劇情的氛圍，又突出了演員的內心情感，也引起觀眾的心理共鳴。此劇每幕的收幕造型也十分用心，總能給觀眾帶來戲劇美的享受。

　　舞美上的創新。川劇《江姐》不論是演員服裝道具、舞臺場景還是背景設計都匠心獨運，極大地提升了該劇的視覺效果。從人物道具上看，此劇最大的創新是在江姐與獄友一同繡紅旗時，將長長的金黃色綢布擬化為彩線，將演員定位穿針引線的表演轉化為演員們牽引綢布大范圍走位，既將川劇程式化的內容展現其中，同時金黃色的彩帶在背景陰暗的舞臺上穿梭，產生了十分奪目的動感；從舞臺場景上看，在表現江姐與獄友們生死離別時，采用牢房柵門的移動式處理，充分展現出獄友們同仇敵愾的悲憤心情和依依不舍的革命情誼，讓戲劇舞臺呈現出電影蒙太奇的藝術效果，極大地擴展了戲劇舞臺的表現空間；從背景設計上看，每幕都有獨特的底幕，在展現獄中情景時，底幕呈現黑云壓城之勢，在地下群山和天上濃云之間，斜向貫通一條江水，以暗冷幽藍的色調突顯局勢的危急，但當英雄們繡紅旗和江姐走向刑場時，通過燈光的變化，那江水由深藍變成一抹血紅，給舞臺帶來一絲暖色，暗示革命者的犧牲和革命的曙光即將到來，將演員的英雄主義表演與背景的浪漫主義色彩融于一體，給觀眾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和悲壯的美學感受。

　　當然，在新版川劇《江姐》大獲成功的同時，也應當充分看到改編經典的難度，該劇尚存在一些優化提升的空間——唱詞調整不夠徹底，歌劇《江姐》采用普通話創作，而川劇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四川方言進行演唱，由于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詞語、音韻差異，一些地方出現了削足適履的現象，另外，由于歌劇創作于上世紀60年代，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一些思想表達與當下時代要求存在一些差異，此次改編完全可以本著“筆墨當隨時代”原則對唱詞進行合理化的修改，但改編者顯然未敢涉足；二是對音樂轉化不夠完全，這主要體現在對主題曲《紅梅贊》及《繡紅旗》的音樂改編上，改編者明顯受到原歌劇曲調的影響，想達到二者兼得的藝術效果，而實際呈現則感覺兩首歌均似歌劇非歌劇，似川劇非川劇，有點雜燴味道；三是絕活呈現不夠充分，川劇作為國人喜愛的地方劇種，不但唱腔獨特，更有一些諸如變臉、吐火、滾燈、藏刀等絕活兒，隨著科技發展及舞美技術的進步，這些川劇絕活應當有其當代表達，可以通過情節設計將這些最能吸引青少年觀眾的表演技巧運用其中，讓其為作品增色。

　　川劇《江姐》的成功，雖然是整個團隊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最重要是作為領頭羊的沈鐵梅敢于藝術創新，實現藝術經典在新時代的再創輝煌，這或許就是“創新是文藝的生命”的一次最好的藝術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