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在一些場合,常常聽到有人慨嘆:“過去,一首詩可以使一個詩人一舉成名,名滿天下;而如今,這樣的情形只能成為美好的回憶,而不會在現實中再發生了?!?/p>
是啊,我們不妨把目光暫且投向過去。古代的詩歌就不說了。從1919年郭沫若《女神》的誕生,到1989年《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作者海子的撲向死亡,整整70年的時光,從輝煌的誕生,到悲壯的衰落,崎嶇的詩歌路徑中難道隱含著一個宿命?前輩們倉促中命名的“新詩”(這一名稱的無奈早已引起學界的注意),一路跌宕坎坷,一路慷慨放歌。幾十年崢嶸歲月,產生了不少名篇佳作,涌現了許多詩人大家。關于一首詩與一個人,我們可以不費力地開列一份長長的名單: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冰心的《繁星》,聞一多的《死水》,朱湘的《采蓮曲》,卞之琳的《斷章》,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戴望舒的《雨巷》,光未然的《五月的鮮花》,何其芳的《預言》,林徽因的《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鄭敏的《金黃的稻束》,穆旦的《贊美》,田間的《給戰斗者》,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胡風的《時間開始了》,臧克家的《有的人》,馮至的《韓波砍柴》,阮章競的《漳河水》,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賀敬之的《回延安》,胡昭的《軍帽底下的眼睛》,未央的《祖國,我回來了》,公劉的《西盟的早晨》,邵燕祥的《到遠方去》,張永枚的《騎馬掛槍走天下》,蔡其矯的《船家姑娘》,雁翼的《在云彩上面》,聞捷的《吐魯番情歌》,杜運燮的《解凍》,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林希的《無名河》,白樺的《陽光,誰也不能壟斷》,林子的《給他》,曾卓的《懸巖邊的樹》,牛漢的《汗血馬》,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舒婷的《致橡樹》,顧城的《一代人》,江河的《星星變奏曲》,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葉延濱的《干媽》,周濤的《神山》,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李小雨的《紅紗巾》,于堅的《羅家生》,伊蕾的《獨身女人的臥室》,海子的《麥地與詩人》,等等。
讀者翻閱一下資料即可知道,以上只是一份非常簡約的、遺漏了很多名家名篇的名單。我開列以上這樣一個名單,也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羅列,而是意在說明,在新詩發展演進的近百年時間長河中,有過多少閃閃發光的珍珠,曾經給了我們多少前進的力量、激動的淚水和審美的愉悅!對此,我想我們不該也不會忘卻的。
再回到本文開頭那句今非昔比的感慨。這論調雖不免傷感與悲觀,卻也擊中了當下的詩歌之痛。今日詩歌,無論詩人們怎樣努力,也難以再現昔日的輝煌;即使一首詩手法高妙令人嘆賞,也很難再產生超出詩歌圈或文學界之外的影響。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詩的作者和受眾驟減,詩歌的傳播范圍變得狹窄,詩的寫作和閱讀越來越成為寂寞的少數人的行為。這種局面迄今未發生大的改變。
詩歌為什么會走到今天的地步?過去人們常常從寫作者——詩人身上尋找原因,似乎是詩人自己不爭氣,造成了讀者對詩歌的疏遠和詩歌市場的萎縮。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詩人們對此也是難以接受的。我以為,導致詩歌退出中心、走向邊緣,是一種強大的難以抗拒的社會力量。
具體說來,應是如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日詩歌風光不再:
(一)詩歌是一種與農耕文明相聯系的文學藝術形式,它的發展繁榮和一定的歷史階段聯系在一起。詩人這一行當,與田園牧歌相聯系,與山水邊塞相適應,與徒步舟馬相協調。中國之所以是一個詩的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農耕文明的歷史悠久而又漫長。詩的最高境界便在于表現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之間的親和而神秘的關系。中國古代大量的優秀詩篇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西方諸多杰出詩人如歌德、普希金、惠特曼、泰戈爾、聶魯達等人的作品也證明了這一點。工業文明的發展,一旦走到取代農耕文明的地步,勢必對詩人和詩歌造成極大的沖擊。詩人也往往能夠很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如波德萊爾、馬拉美等西方詩人脆弱的神經都對此作出了反應。而中國的社會轉型發展到世紀末的時候,也曾使不少詩人感到茫然與失落。詩人以固執的姿態,表達著自己的留戀與抗拒:“我祈禱,新世紀里的我不要喪失步行的能力和激情/兄弟,大地如此遼闊/足以供我們像一條河流那樣把夢境完整地/從黃昏持續到天亮,自夏至搬運入春分/帶著指南針、雨衣、火柴、水壺、口琴以及詩集出發吧,姐妹/我們的雙腿是兩條最長的旱路和水路——/旱路馬嘶,水路槳響”(汗漫《初春之書:祈禱》)。
(二)詩歌的衰落是娛樂方式多元化沖擊的結果。伴隨著科技的發展、物質的豐富,如今的文化娛樂形式也是越來越繽紛多樣,如電視劇、流行音樂、時尚畫冊、網絡等,它們在給人快樂、滿足人的欲望方面,更加快捷方便,也有著更大的刺激性和吸引力,比詩歌有著強得多的優勢。人天生是尋求快樂的動物,既然有更好的文娛方式,可以使人迅即消除煩惱,得到快感和精神享受,那么何必還要閱讀詩歌?只有一些俗世高人,或那些在精神上有更高追求的人,他們在空暇之日或夜闌人靜之時,或許會悄悄打開詩集,去聆聽詩人夢幻般的自言自語,分享詩人心靈的孤獨。
?。ㄈ┰姼柙谶^去某些階段的風光和輝煌,是與當時的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因素有密切關系的。就是說,詩歌某些時候的轟動,實際上是借了政治的力量,沾了意識形態的光。而今日的情況大不相同了。隨著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詩的“載道”功能和教化作用日益削弱。詩的意識形態功能淡化后,詩人的主體性充分釋放,在寫作上空前自由,可以更多地考慮文本價值和藝術價值;與此同時,詩歌與社會拉開了距離,和大眾的關系也越來越疏遠了。
?。ㄋ模┥鐣霓D變帶來人們價值評判觀念的變化,實用主義和物質至上觀念彌漫,遮蔽了詩歌的精神光芒。在今日消費時代,詩歌因缺乏市場效應而顯得一無用處。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與物質利益相關的社會成功人士受到廣泛關注和青睞,各類明星受到追捧。詩歌相形見絀。許多詩人逃離寫作現場。詩歌閱讀在普通人那里成為可有可無的事情。詩歌已不再是社會的熱點,不再為大眾所矚目。
由于上述原因,盡管今天依然有許多詩人孜孜以求,在創作上顯示了才華和創造性,寫出了優異的詩歌作品,卻很難再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多在業內受到關注而已。對此,詩人們也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社會氛圍,對詩人其實也是一種考驗。有志于詩歌藝術的人,自然可以靜下心來寫作。在溫飽問題解決后,閱讀和寫作詩歌沒有什么不好。超越名利,本是一種很高的詩的境界。更何況,名與不名也是相對的。在人的價值追求中,還存在著眼前效應與長遠效應的關系問題。
在各種各樣的文學體裁中,詩常被譽為最精粹的藝術形式,詩人也常常被稱為民族的代言人。每當一個民族迫切需要發出心聲時,詩就出現了。因此,一個國家,可以少一些官員,但不能沒有代表民族形象的詩人;可以沒有華麗的宮殿,但不能沒有鑄造民族魂靈的詩篇。作為一種長期伴隨人類生活的古老的歌吟形式,在今后的歲月里,詩歌依然會陪伴我們繼續走下去,慰藉我們的心靈,激勵我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